一、什么是完美批评? 世纪之交，中国文学批评众相纷呈，在保持其沉稳前行的同时，也时有震荡。被我称之为“完美批评”的批评活动，则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的批评潮流。目前，批评界对其反应，仅限于具体的批评现象(或文学事件或批评家)本身，还未曾从批评潮流的角度来加以认识、思考和评价。 我所说的完美批评，主要是指以李建军、刘川鄂为代表的一种特异的批评状态。有这种批评基本特征的批评者还不是很多，但有这种批评倾向的，却并不少。这种批评，曾激起了文学界、批评界的巨大波澜，影响很广。 完美批评，讲究的是批评标准的完美、完善，对作家作品求之益高，怨之益切。由于在他们的文学理念中，追求文学的纯粹与美好，抱有对文学事业的火一般燃烧的热情和热爱，在评论作家作品时，便容不得作家作品的某些现实性的在他们看来的缺陷，以完美标准观照之下，对作品做出了过于严厉的批评与苛责。这就是我所说的炎热和严厉：对文学事业的热情和热爱，对作家作品的严厉的苛责。 完美批评的代表，当属李建军博士和刘川鄂博士。李建军以“直谏”事件引起的风波而大扬其名。(这里是采用当时某些传媒的说法，并不是确切的名称，已有李震对这一词作了否定(注：李震：《“直谏”风波与陕西文坛之怪》，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其代表作为《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以下简称《陈忠实论》)(注：李建军：《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或许还可以加上《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作家创作的答问》、《大象，还是甲虫》(注：李建军：《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作家创作的答问》，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大象，还是甲虫》，载《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6期。)。刘川鄂以《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以下简称《池莉论》)(注：刘川鄂：《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引起风波，而《“池莉热”反思》(注：该文载《文艺争鸣》，2002年第1期。)更具有文学批评上的影响。 两位博士，都是以对当前中国文坛最有影响的作家给以直率的否定性批评而特出，其言辞的尖锐和锋芒的犀利，让被评者难以接受，而且，引出了其他作家评论家的不同议论。 可以说，这类文学批评的作者虽然不多，或许可以加上写《齐人物论》(注：庄周：《齐人物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的庄周(《书屋》主编称“庄周”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的共同笔名)。但是，有这种批评倾向的潜在队伍，还是不少。这样，无论是从这类批评本身的特征和影响，还是分析这种批评的各种因素及潜在发展力量，都是有意义的。 二、完美批评的体现 李建军在所谓“直谏”事件中批评陕西作家的整体缺陷时(注：李建军：《关于文学批评和陕西戏作家创作的答问》，《文艺争鸣》2001年第1期。)，已是2000年9月。其时，《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已在2000年4月出版(按版权页)，该书对陈忠实的《白鹿原》和前期的小说、散文，作了整体批评。在肯定《白鹿原》的重要成就的前提下，对陈忠实的前期、过渡期小说，作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处在通往成熟境界的路途中”的探索，“并不成功”，“充满失误”。在李建军看来，《白鹿原》是“中国本世纪后五十年里最主要的长篇叙事作品”，“几乎首屈一指的长篇小说”，“这部卓越的长篇史诗性作品问世，使寂寞而黯淡的文坛一下子又热闹起来、明亮起来”。这部陈忠实的高峰期作品(至少到目前为止)，与其前期创作的成果相比，显现出作家以往的稚嫩和偏差。这种失误，不仅是技法上的，更重要的是方法上的，被一种“现时主义”(李建军的命名，内涵为“对当下的生活取一种认可的态度”，而“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的方法所制约，对生活做了浮泛的表象化记录。李建军意在通过对陈忠实早期作品的剖析，否定一种普遍的创作倾向，一大批中国作家曾经存在过的共同倾向。以托尔斯泰所达到的对于人的心灵的深入理解和惊人揭示，对照出陈忠实对于人性的缺乏深刻而全面的理解(注：分别见于《陈忠实论》173、14、193、131、15、23、30页。)。在剖析、肯定《白鹿原》所达到的成就与特点之后，又将其与《静静的顿河》、《日戈瓦医生》、《百年孤独》分别作了比较，显现了《白鹿原》的某些不足。在《白鹿原》中，你很难找到直接宣扬情感的景物描写，陈忠实大体上属于理智—情感型(所谓“理胜于情”)的作家。而《静静的顿河》中的景物描写，显然表现出作家难以保持恝默的激情状态。肖洛霍夫属于情感—理智型(所谓“情胜于理”)的作家。在象征意义或隐喻方面，《日戈瓦医生》要比《白鹿原》要幽隐、深潜，同时，《白鹿原》的景物象征，其象征色彩也比较弱。在反讽修辞方面，在自觉性、多样性、丰富性、彻底性、力度及深度方面，都要比《百年孤独》“低一个层级”，缺乏丰富的象征意味和深刻的哲理内涵(注：分别见于《陈忠实论》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李建军对《白鹿原》的热情肯定与严厉评判，是建立在多方比较与严格勘察基础上的，显示了其广阔的文学史视野与严肃的批评精神，在于以一种最高的思想文化艺术标准(以世界名著作为标准)来衡量、评判，表现出对文学的神圣精神的坚定立场与对文学事业的热情拥抱，是对文学的人文精神的高扬与持守。是值得尊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