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世纪之交迄今，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变化之一，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左翼文化和历史实践的重新关注。这不仅表现为思想界关于“新左派”/“自由派”的论辩，也直接表现为现代文学(1919—1949年)、当代文学(1949—至今)研究界对左翼文学(包括二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三十年代的左联、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重新关注的热情。在整个八十年代，受到“新启蒙主义”思潮的支配，对左翼文学(文化)的贬抑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学科关系的变化可以视为这种意识的集中表现。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左翼文学成为惟一合法的文学力量，并因此建构了“一体化”的文学格局，“当代文学”作为左翼文学在社会主义实践阶段的文学命名，成为在历史阶段、阶级属性和文学形态上“高”于现代文学的学科专业(注：相关的详细论述参见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一讲“当代文学史研究现状”，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当代文学实验的失败被视为一种封建势力“复辟”的历史性错误。在李泽厚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表述中，“救亡”被等同于“革命”，并进一步被视为前现代的封建力量，从抗战到“文革”的历史被看作是“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并“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思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在这样的前提下，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化被视为“五四”启蒙思想的重新开始(注：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原载《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这种新启蒙主义思路表现在文学研究界，则是现代文学被看作更“现代”也更具有启蒙意识的学科而成为显学，而左翼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则因其缺乏“艺术性”和意识形态上的“偏执”被降为“次一等”的文学形态。“重写文学史”和现代作家作品的“重评”，构成了八十年代的持续思潮，“重写”和“重评”的中心都在非左翼的(表述为“现代的”)文学史观和文学现象。遗留的问题是，不仅二十世纪的左翼文学因为意识形态上的盲视而受到忽视，更重要的是，左翼文化实践和历史实践中遭遇的繁复问题，以及它可能提供的资源意义上的借鉴，也因此被轻易抛入历史的忘怀洞。如果说九十年代后中国社会的变迁，使得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思路显露出其矛盾的一面，社会阶层的分化、资本的全球流动以及对抗全球化的另类批判资源的寻找成为迫切的现实关注点，因而左翼思想文化再度隐约浮现出其可能的“遗产”意义的话，那么，对左翼政治、文化的历史实践的重新检省和反思，则成为当前思想文化研究中必要的环节。 在上述问题意识的驱动下，本文试图以丁玲这一作家个案作为切入点，来考察延安文化体制中蕴涵的一些关键问题。以1942年的整风运动作为界限，共产党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和社会动员方式上都形成了一套新的制度，不仅因此打破了偏僻乡村中压迫与停滞的循环，解决了日本和国民党政府双重封锁造成的经济困境，并有效地动员乡村民众广泛参与抗战活动(人民战争)，同时也成为新中国建立之后所采取的建国模式的雏形。这一成功的另类实践模式被一些学者称为“延安道路”(注：[美]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China in Revolution:The Yean Way Revisited,1995)，魏晓明、冯崇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关于“延安道路”，书中做了这样的概括：“作为一个整体纲领，‘延安道路’是关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人民战争的别具一格的方式。”(第202页))。延安文化制度所造成的影响更为深远，毛泽东1942年5月所做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建制的核心纲领和几乎惟一的经典依据，被作为当代文学的直接传统和“惟一的文学方向”而予以遵循。而经历了整风运动和文艺座谈会之后，聚集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统一的话语口径，并被有效地纳入革命政权文化动员的整体组织结构当中。本文不拟从整体上重新描述这一文化体制的形状，而试图以丁玲这一作家个案带出对这一文化体制中所蕴涵的知识分子角色、性别秩序问题的讨论，以及身处其中的作家所面临的身份政治的冲突及其暧昧的解决方式。 作为最早一批进入共产党边区根据地的作家(文人)，丁玲于1936年11月抵达陕北保安，随后在前线随军写作，1937年2月到达共产党新驻地延安。1941年4月，丁玲调到延安党报《解放日报》工作，从9月起担任文艺副刊主编，直至次年3月。在这期间，她发表了小说《在医院中》和《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等杂文，这些作品针对当时延安的现实处境发言，并提出了颇为尖锐的批评意见。这成为不久延安整风期间丁玲受到批判的原因，也是1958年她被打成右派的主要依据。从另外的角度，一些研究又将这些作品看作丁玲对毛泽东话语实施有意识“抵抗”的依据。如李陀在分析这些杂文时说：“很明显，丁玲在实行一种抵抗，她大约还在怀念上海亭子间那种写作方式；面对已经在延安确立了自己霸权地位的毛文体，她还想进行一次挑战。”(注：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今天》1993年第3期。)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丁玲提出批评并非有意识地针对毛话语(尤其不是《讲话》)，毋宁说，这是在《讲话》尚未发表、延安尚未提出明确的文艺方向之前，丁玲出于自发的批判热情和“革命”想象与延安革命政权之间的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