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目的是要以文学去“辟人荒”，将人从封建伦理束缚中解救出来，揭示人的生存权利与意义。这种对人的重视意识，人们往往不加思索地将之归结为对西方人文主义的回应，但事实上对于周作人来说，西方人文主义只是一种远景，精神上的联系虽是内在的，却是远亲式的。如果在认知他的“人的文学”观时，不忘其日本经验，我们就不难发现他倡导、构建“人的文学”的内在文化驱力与基本原则。 他曾谈到自己初次到日本东京在伏见馆下宿时的情景，馆主人的妹子赤着脚给他搬运行李，拿茶水，给了他极大的好感：“我相信日本民间赤脚的风俗总是极好的，出外固然穿上木屐或草履，在室内席上便白足行走，这实在是一种很健全很美的事。我所嫌恶中国恶俗之一是女子的缠足”，“闲适的是日本的下驮”，“凡此皆取其不隐藏，不装饰，只是任其自然，却亦不至于不适用与不美观”。(注：周作人：《最初的印象》，《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159页、第157页。)这最初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修正。简单的一句话，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注：周作人：《最初的印象》，《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159页、第157页。)“爱好天然”、“崇尚简素”，这是日本给他的最初印象(事实上，中国文化也有崇尚自然的一脉，只是被主流文化所遮蔽，致使违反自然的非人性现象在封建社会普遍存在，以至于周作人对日本民间的赤脚风俗极为推崇，印象深刻)，且一直没有变更。 “人的文学”观遵循的便是“爱好天然”、崇尚自然的文化观：“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注：周作人：《人的文学》，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6号。)。在他看来，人性的自由发展，是自然的，是“人的文学”应该着力表现的，因为“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注：周作人：《个性的文学》，收入《谈龙集》，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而中国古代的《封神传》、《绿野仙踪》、《三笑姻缘》等，“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和平的东西，统应该排斥。”(注：周作人：《人的文学》，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6号。)在《儿童的文学》中，他说：“顺应自然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注：周作人：《儿童的文学》，收入《艺术与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人的文学”书写的就应是这种顺应自然的生活。他五四前后写的《平民文学》、《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贯穿的基本思想便是这种自然人性论。由此可知，他倡导“人的文学”的内在冲动主要源于由日本获取的崇尚“自然”的文化观，且这种自然文化观是他建构“人的文学”的基本原则。 “人的文学”建构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问题，是对“人”作新的界定，因为它关涉的是书写对象的内容，决定着“人的文学”的意义走向。那么，周作人是如何界定的呢? 首先，他是在灵与肉相统一意义上界定人的本质，将人规定为灵与肉的统一体。他说，“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而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就是说，人既是生物性的，又是社会化的，“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注：周作人：《人的文学》，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6号。)，人的正当健全的生活，便是灵肉一致的生活。这种观点虽能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那里找到依据，但对于倾心于日本文学的周作人来说，更为直接的理论来源，则是1914年出版而在当时影响颇大的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潮论》。 在该著中，厨川白村指出：“灵与肉，圣明的神性与丑暗的兽性，精神生活与肉体生活，内的自己与外的自己，基于道德的社会生活与重自然本能的个人生活，这二者间的不调和，人类自有思索以来，便是苦闷烦闷的原因，焦心苦虑要求怎样才能得到灵肉的调和，此盖为人类一般的本性，而亦是伏于今日人文发达史的根底的大问题。”(注：[日]厨川白村：《文艺思潮论》，樊仲云译，《文学周报》第102-120期。)对这一问题，厨川白村的观点是：反对将人的兽性或神性推向极端，而认为人的生物性欲求是自然的合理的，应予以充分的肯定与满足；与此同时，又不能忽视人的社会性征，应足够地认识到精神的自由发展对于人的意义。如果将周作人灵肉统一的观点与厨川白村这种理论相对照，则不难发现二者论证过程与结论的一致性。由周作人当时对日本文论的热情看，这种一致并非巧合，乃是直接影响的结果(注：参阅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文中有如此判断：“周作人将灵肉一致作为人性的理想境界的观念，来自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著作《文艺思潮论》”。)。 周作人对灵与肉相统一的论述，虽是抽象的，但其目的却很具体，即渴望借灵肉调和理论，批判中国传统的禁欲主义，肯定人的世俗生活，恢复人的自然天性。所以，他虽然强调灵肉的统一，但实际上更看重肉的一面，因为在当时中国只有“肉”的强调，才可能真正实现灵肉的平衡、统一，使人的生活达到兽性与神性相调和的理想境界。对肉的强调，其实是对人的“自然”天性的倾斜，所以周作人仍是从崇尚“自然”的文化观出发看取厨川白村理论的，也正是这种潜在的崇尚自然的原则，使厨川白村的理论在周作人那里，获得了更为具体的反封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