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4)02-0035-06 一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辐射力并不及陈独秀、胡适等人。但到了二十年代中后期，在青年知识界的影响日深，已非陈独秀、胡适可以相提并论了。鲁迅的崛起与陈独秀的隐没，折射着现代中国的一种命运，其间的问题殊多，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以瞿秋白与陈独秀、鲁迅的交往为例，大概可以看到现代文化的一种流脉，鲁迅何以在一个时期成为知识阶级的偶像，这里多少有一种解释的线索的。 瞿秋白是鲁迅与陈独秀都喜欢过的人物。他们三人都有点旧文人的习性，但又憎恶自己身上的书卷气，后来走上了左翼文化的路。但他们够在多大程度上成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个未知数。在现代性的选择上，他们给人的刺激是剧烈的。 鲁迅的喜欢瞿秋白是世人皆知的。但瞿氏的人生之路，和陈独秀多少有些关系。如果1922年底陈独秀不出现在他的面前，他能否在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领袖还是个疑问。瞿秋白回忆道：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来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的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于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想望着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的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得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了这一时期。[1] 应当说，瞿秋白可能不会对陈氏的为人产生什么恶感，两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书生。关于陈氏的风格与为人，我猜是瞿氏后来也与鲁迅提及过。至少在鲁迅家避难的日子，涉猎过自己的政治失意的原因。这一些和陈独秀的存在，不无关系的。 在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里，看不到多少议论共产国际的史料。以瞿秋白的身份，鲁迅不可能不知道一些苏联的信息。至于共产党内的斗争，也没有什么让鲁迅特别好奇的资料可以参考。鲁迅的左倾化中，瞿秋白的影响力不可小视，两人在对某些事物看法上有相似的一面，我猜想有互相切磋的因素的。瞿秋白自有江南文人的精致，又带理论家的气度。他给鲁迅的印象很深，亲切度大概超过了冯雪峰、胡风诸人。认识鲁迅的时候，正是瞿氏政治上不得志、失意的时候，那时1931年，瞿秋白避难于上海茅盾家，看到了冯雪峰带来的杂志《前哨》上刊登的鲁迅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驱的血》，颇为佩服，说了诸多感慨的话。此后因为冯雪峰的推荐，便与鲁迅有了翻译上的合作。他们尚未见面，便已在信中以“亲密”的字眼相称了。 瞿秋白出现在鲁迅的视野里，在晚年是一件大事。鲁迅后期对一些事物的判断，多少受到了这位友人的影响。许广平有一篇文章，描述了二人见面的场景，文字内外透出了诸多喜悦：“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白区对党内的人都认是亲人看待)骨肉人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总之，有谁看到过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的吗?那情形就仿佛相似。他们本来就欢喜新生的一代的，又兼看到在旁才学会走路不久的婴儿，更加一时满空皆喜，生气活泼，平添了会见时的斗趣场面。……那天谈得很畅快。鲁迅和秋白同志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经过‘一二八’上海战争之后不久)，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得太快了似的；但鲁迅献出的却是他的著作、思想。两两不同，心情却是一样的。”“为了庆贺这一次的会见，虽然秋白同志身体欠佳，也破例小饮些酒，下午也彼此放弃了午睡。还有许多说不完的话要倾心交谈哩，但是夜幕催人，没奈何只得分别了。”[2]许广平记录的场景，透露了诸多信息。两个匿名于上海的文人，各自从对方那里感到了一种惊奇与喜悦。在瞿氏眼里，是与一位巨人相逢。那里没有官场上的隐曲，他似乎读出了先生灵魂的深广。那些感受，日后都写到关于鲁迅杂感的序言中了。鲁迅呢，在这位青年身上，看到了冯雪峰、柔石等人没有的东西。无论在艺术修养还是理论水准上，瞿秋白都是高于同代人的。在鲁迅的论敌与朋友间，能够与其深切对谈相同的话题者不多。陈独秀往矣，像个远离自己的旧友，已无缘相聚，但这位陈独秀的继承者，无论在性情还是修养上，都带来了兴奋的气息。鲁夫子似乎许久没有与这类气息相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