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4)03-0031-06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历来是两个备受瞩目的研究课题。大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它们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然细味学者之论，仍不免言而未尽之憾：一方面，与微观研究的丰硕成果相比，有关它们的宏观研究仍显得相对薄弱；另一方面，与对所谓“主潮”研究的热心介入相比，有关它们之中“弱势群体”的研究则较少关注。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立足于世纪交替的历史视野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理论语境，借鉴实验分析的思维模式及其描述、分析方法，考察20世纪中国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之间的动态性演变关系，描述其生成机理与表现形态，并阐明这种动态关系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史鉴意义。 一、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动态关系的生成机理 按照文艺学原理，文学思潮作为特定社会历史阶段文学运动的精神内核，总是以种种表现为文学观念、审美理想、创作技巧等形而上的“理论法则”引导并规范创作主体追随效法，从而形成有一定影响力的创作群体——即通常所谓文学流派。换言之，文学思潮的孕育、产生和演变从根本上制约着文学流派的生成、发展与演变。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之间存在着一种恒定的“因缘关系”：它们因果分明，有什么样的文学思潮就产生什么样的文学流派；它们质态各异，文学思潮是文学流派的精神内核，文学流派是文学思潮的生存载体；它们关系稳定，文学思潮激发创作主体的追随和趋同，文学流派推进文学观念的稳定和成熟。 我无意推翻经典文论的权威性，但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之间的“因缘关系”不但远非母鸡下蛋一般因果分明，而且往往在更多时候显示出非线性、不稳定的“动态性”特征。有人试图从世纪交替的历史视野寻找19世纪与20世纪文学思潮之间的因循关系，却不意遭遇新文学思潮的“显泛性”特征与上个世纪文学思潮的“潜隐性”特征之间的鲜明对立；有人看到本世纪初各种新文学流派“纵横交错”的形态特征(即所谓“现实主义逐步成为新文学流派的主导倾向”[1](p.20-28)、“浪漫主义文学的早夭”[2](p.143)以及现代主义文学的“非自觉非系统的散乱无序的形态”[3](p.34)等等)，却总是难于厘清它们历经世纪演变而严重失衡的历史动因。这就意味着：以静态的(即所谓“经典文论”的)分析方法考察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之间的“因缘关系”，或许是必要的，但至少不是惟一的；如果仅仅满足于以“经典文论”的分析方法阐释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之间的关系状态，往往难于逃脱因果纠缠、本末倒置的理论困惑——进而论之，如果我们必须对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之间“因缘关系”作出清晰明了的描述，那么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动态性的理论视角恰恰是行之有效的；而考察这种动态性的历史根源，仍然需要回到我们至今已耳熟能详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动态进程。 问题的真正复杂性在于，发生在20世纪初叶的那一场中西文化交流，其本身并不能用文化交流的标准理论模式来作出阐释。按照一位文学史家的描述，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借鉴西方文化来对传统文化进行纵向突破”；而所谓的“文化交流”，表征为“西方文化咄咄逼人地向中国文化撞击。这撞击带有更明显的异质性，它提供了一套完全与中国文化不相同的宇宙观、价值观和行为体系”[4](p.45)——这种认识的深刻与敏锐在于它不但提供了这场文化交流的“形而上”的概括，更在于给出了“形而下”的描述。首先，它发生于两个非对称的文化结构之间。西方文化是一个哲学基础完备、理论体系严密、实践机制配套的强势文化结构，本土文化则是一个哲学基础空泛、理论体系脆弱、实践机制滞后的弱势文化结构。其次，它发生于本土文化结构处于“临界状态”的时空阶段。这种临界状态表征为国家沦亡、王权衰落、政治败坏和文化衰亡。而后，这种交流的互动方式有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强势的西方文化呈侵入态势，弱势的本土文化则处于防御态势。最后，“交流”的结果导致西方文化获得支配权(即当下所谓的“主流话语”权)，而本土文化走向了解体和重建。在这个意义上，本世纪初开始的中西文化之间的“撞击”显示了鲜明的文化“殖民”色彩。 运动力学揭示，两个质量、密度和速率各不相同的物体发生撞击，其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必定偏离原来的运动轨道甚至发生结构性变化。以同样的眼光审视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其“撞击”色彩几乎如出一辙：第一，它们的“质量”与“密度”不同：一为稳定性结构，一为蜕变性结构。第二，它们“速率”与“轨道”不同：一方处于侵入态势，一方处于防御态势。第三，它们的“结构性变化”不同：一个获得(或几乎获得)支配权，一个则发生了解体和重建。据此而论，新文化运动正是按照这样的“撞击”形式显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互动方式：作为构成撞击的两种“力”，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各自按照自己的施力与受力方式对这一场运动作出反应：外来文化以强大的冲击力引发了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核爆效应”，表现为在哲学观念、政治理想、宗教信仰、道德准则、艺术规范等不同层面上外来文化信息的共时性倾入，在短时间内构成了对本土文化的强大冲击波，而处于“核爆”中心地带的文学领域，则升腾起了思潮腾涌的奇妙景观，异质文学体系中最具亲和力的文学观念及其理论，首先生成对于本土文学最具颠覆性的文学思潮，然后以此为中心点向外扩散，形成一股具有明显历时态特征的强势文学运动(即如“现实主义”的百年激荡)；其他各种文学观念及其理论，则按照优化原则依次围绕强势文学运动分布于“边缘地带”繁衍生息，受强势文学思潮的挤压和本土文学思潮的消解，其历时态的运动轨迹往往或隐或现、时断时续(即如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早夭”和现代主义诗潮的“散乱无序”)。与此同时，本土文化以它特有的抗阻力和消解力形成了对于新文学运动的“印刻效应”，表现为本土文化体系中从价值观念到思想体系、从文化习俗到行为方式许多层面上凝结成的“遗传信号”在以后阶段的残留和复活(即如复古思潮的阶段性“回潮”)。由此可见，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之间动态关系的生成机理，即在于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两种异质性力量(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对抗和消解的互动作用，即由“核爆效应”和“印刻效应”引发的消长起伏；其真正复杂所在，表现为这种互动作用的持久性和宽广度。从本质上来说，新文学思潮与新文学流派的动态关系既是一种非线性、非对称关系，又是一种不稳定、不成熟关系。近百年来，这种动态性关系始终制约着文学进程的发展和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