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术界就“文革文学”的文学性问题重新展开讨论，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学术价值和重构文学史意义的理论命题。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在编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几乎都把“文革文学”加以人为的剔除或简单的省略，好象那十几年里的中国文学不仅是一个历史磨难的偶然中断，而且还是一种反现代性的文学存在。我个人认为如此极端的敌视态度，实际上全然遮蔽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面貌，同时也是反历史辩证法的。对于“文革文学”现象，现在学术界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始人，年龄一般在六、七十岁左右，他们都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直接受害者，对于“文革”这一词汇本能地存有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因此他们把“文革文学”作为“文革”文化的必然产物而全盘抛弃，应该说是其内心世界的深刻创伤在起作用。第二种是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力军，年龄一般在四、五十岁左右，他们基本上是在“文革”期间完成思想文化启蒙的一代，也曾经是“文革”文化的坚定信仰者和狂热参与者。这一学术群体的思想非常复杂：一方面在经历过青春期的盲动之后，他们开始学会用现代理性思维去全面反思“文革”的危害性；另一方面“文革文学”的艺术熏陶，又使他们无法彻底摆脱“文革”文化的潜在影响。故而他们对于“文革文学”的彻底否定，虽然无情却又不乏理性。第三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年龄大致在四十岁以下，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更不愿意去重读“文革文学”作品，所以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中，“文革文学”研究课题被忽视或者跨越，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文革文学”不但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绪记忆。刘纳女士说：“27年的时间足以使亲历者对文革的血泪控诉转化为漫画甚至戏谑化的历史想象。27年的时间足以使当年的流行话语形成相对于黑色幽默的‘红色幽默’ 。”(注：刘纳：《期待文革文学研究的新突破》，《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但我个人却认为，无论是作为“文革文学”的读者或反思“文革文学”的学者，简单 地否定与蔑视“文革文学”的特定历史意义和艺术审美价值，恐怕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 的科学态度。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任务，并非是教条地批判“文革文学”这一既成的存在 事实，而是应该理性地分析它所曾经产生过的客观影响。如果人为地将“文革文学”剔 除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完整体系之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链条必然会因浓厚的主观性因 素而变得残缺不全。正是因为如此，我想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谈一谈我对“文革文 学”的一点肤浅看法。 首先，是关于“文革文学”的定性问题。我同意刘纳女士的一种说法，对于“文革文学”政治化的特征人们早已达成了共识，而对“同时存在的另一面现象‘政治文学化’则还没有予以充分的、足够的关注”。(注：刘纳：《期待文革文学研究的新突破》，《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我在《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一书(注：我在该书的“绪论”部分，对此曾做过较详细的阐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中就曾明确地指出过，“文革文学”是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自然连续，是以史诗性艺术书写方式去凝固政治意识形态正确理念的颠峰状态。政治与文学一体化的时代大趋势，直接造成了文学对于政治的依赖和承载。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学术理论界不能把“文革文学”的政治文学化，当作一种孤立的现象加以对待，而是应该把它与十七年文学联系在一起通观考察，才有可能将其政治文学化的历史文成因解释清楚。易光先生认为“文革文学”对于十七年文学既有继承又有否定(注：易光：《文革文学：文学性的终结?》，《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从纯粹理论的角度上来看，他的观点好象是非常公允而且不失中庸，其实仔细深究一下便可以发现，“文革文学”对于十七年文学的否定，只不过是形式概念上的置换；而它们之间价值观念的继承，才是本质要害之所在。我们不妨来做一比较：十七年文学在经历了三次大的文艺整风运动(批《武训传》、批胡适和批胡风)之后，它的价值取向已经被宪法赋予了鲜明的意识形态使命感。文学艺术不是作为独立的审美形态而存在，而是作为形象化地再现革命历史“原貌”的艺术工具。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革命战争题材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题材的作品占绝大多数，这是因为：其一，随着革命战争年代的硝烟散尽，为了不使那些从国统区过来的人和新中国年轻的一代淡忘创业的艰难，需要文学以其自身的特点去艺术地描述过去的历史，故而产生了象《红旗谱》、《红日》、《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黎明的河边》、《青春之歌》、《红岩》等大量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切换，是新中国所面临着的最为艰巨的现实任务，需要文学以其强烈的政治激情去营造一种理想主义的农村生活模式，因此产生了象《三里湾》、《风雷》、《山乡巨变》、《铁木前传》、《创业史》、《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锻炼锻炼》、《艳阳天》等大量反映现代农村变革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客观效应与审美意义，并不在于它们写作自身的“真实性”，而是在于它们艺术创意的“虚拟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新中国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对于革命历史和现代使命的感性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这些作品中所获得的，文学创作也在某种程度上，被作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演变成了现实政治的形象教课书。刘纳女士一再强调的“文革文学”的政治文学化倾向，其实它在十七年的文学创作当中，就已经被表现的淋漓尽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