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1期上刊登了郑闯琦、刘复生、杨凯的一组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肇始于1980年代、而后又大行其道的“新启蒙主义”话语进行了反思。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的部分研究生看了这组文章后，觉得这个问题十分有意义，同时又觉得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此特地邀请了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老师和清华大学中文系旷新年老师，以及部分作者，对“新启蒙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话语的根源、现状及危害进行了既活泼又犀利的剖析。 我们把这次对话的录音整理出来，发表在这里，希望与读者朋友们共同切磋。 杨凯：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启蒙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种主流话语。20年的时间也许并不漫长，但是，对于一种话语来说，它已经历了自己发生、发展、成熟的循环周期，基本上呈现了自己的历史选择与可能性，因而成为一种需要反思的话语。这种反思既有利于认识历史，有利于知识的创新，也有利于我们的现实选择和实践。因此，《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就此开设了一个专栏，并于2004年第1期发表了第一组文章，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有益的讨论。 今天我们集合在这里，主要就是对这一组文章以及这一组文章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深化这些讨论，请大家自由发言。 鲁太光：我先说，抛砖引玉。 这两天看了一个电影，叫《盲井》，讲的是两个下煤窑的农民如何骗杀其他农民而向矿长要“抚恤金”的故事。这个电影非常好，有一股巨大的冲击力，我只说一个情节，那就是唐朝阳和宋金明杀死了一个姓元的“家伙”得到“抚恤金”，到色情场所去挥霍时发生的故事：当小姐让唐朝阳点歌，宋金明说他除了那个歌啥都不会时，唐朝阳不服气，说“大队”里唱歌时他还站在第一排呢。问他唱的是什么歌，他说是《社会主义好》。然后他就唱起来，宋金明也不自觉地唱了起来。正当他们两个唱得有滋有味的时候，那两个小姐打断了他们，嫌他们太土——都什么时候了还唱这样的歌，说这歌早就改词了，改成了“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美金回来了……” 看到这个地方，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从农村搞“大包干”、“责任制”到今天也就不过20多年，怎么“大队”这样的名词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的歌曲就变得这么遥远了呢?或者借用那两个小姐的话来说，怎么变得这么“土”了呢?由此我们可以追问：原来我们一直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逻辑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且一直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生活逻辑而自豪，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实却与我们曾经引以为荣的时代截然不同了，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个一盘散沙的社会，每个人都是一个个孤立的马铃薯式的个体，他们之间的生活逻辑似乎也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那么我的问题是：这种离心离德的现状是怎样衍变而来的?它是在什么样的话语逻辑下发生的呢? 李云雷：韩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郑闯琦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你，而后把你的观点归纳为对日常生活叙事的批判。结合着你的文章和你上课时所讲的东西，我觉得他的总结过于简单或者狭窄，您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 韩毓海：我对郑闯琦的文章有一点批评性的意见，譬如我不同意他关于文学研究界有一个“新左派”的归纳。但他的文章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就是他把夏志清的文学史观、李欧梵“颓废的现代性”的文学史观和王德威“晚清多样的现代性”的文学史观这条线索给清楚地勾勒出来了，而且，这个线索的确也不同于启蒙主义或新启蒙主义的叙述线索。 这里的基本区别就是，在启蒙的叙述中还保留着对于现代性的进步的、乐观的、目的论的玫瑰色的调子，这与郑闯琦所揭示的那一条线是不同的。因为，特别是在李欧梵那里，他揭示了现代性颓废的、悲观的和历史退化或者解体的那一面，从某种意义上，他丰富了我们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使得我们看到现代性的另一面，或者另几面。 我个人所不赞成的，是他们对于现代性的这“另一面”，或者另几面的讴歌、赞赏或者把玩的态度，同时又用这一面来压抑和掩盖革命的、国家的和人民大众的现代性在历史上的作用，而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代性、城市的颓废，说成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主流和方向。我认为这就与对于现代性的开放的、民主的理解态度无关，而是表达了一种鲜明的意识形态。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性看成现代中国历史的主流，认为这一主流是被革命的、国家的和人民大众的现代性压抑了，这难道还不是意识形态吗?这种意识形态，尤其是它的接受史，也不能说与90年代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没有一点关系。 我一直认为所谓现代性是个矛盾体，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现代既是一个空前进步的时代，也是一个彻底绝望的时代，而这两面都是“现代的真实”，这也就是所谓“二律背反”。文学史的叙述和观念史的叙述，不过是矛盾和斗争着的现实过程的反映。 比如刚才鲁太光说，从农村搞“大包干”、“责任制”到今天也就不过20多年的时间，怎么“大队”这样的名词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的歌曲就变得这么遥远了呢?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与我们所说的理解现代性的态度有关。比如：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20年以来，把现代性看得太单一了，认为有一条惟一正确的现代道路，比如说“颓废”的道路，因此就认为毛泽东时代就是倒退，就是封建主义，就谈不上现代性，因此现代性就只有一条道路、一种方式呢? 在这些问题上，我多次提议大家还是要看看经济学，要知道一点经济学的知识。因为统治我们现在的文学叙述的主流话语，并不是从李欧梵等人那里来的，而是从经济学那里来的，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学的某一个小传统那里来的。比如鲁太光刚才那个问题：包产到户好，还是“队为基础”好?在某些人看来，包产到户就是“市场”，因为市场好，所以包产到户好当然就是好的了。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还是要对这个“市场”的话语作一点分析。你要是一点这方面的知识都没有，你就无法进行这样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