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4)02-0050-03 世纪这一产生于基督教文化的概念，并不能天然地给文学发展划分阶段。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必须上推5年，从甲午战争算起，才具有划分文学发展阶段的意义。因为西方列强的炮舰虽然在1840年就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但是中国人一直认为西方取胜是由于船坚炮利，即使承认西方的经济乃至政治上的优胜，也仍然坚持西方以实学胜，若论文学辞章，还是中国第一；是甲午战争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使中国人认识到要想强国保种，就必须在政治体制乃至文学文化上向西方学习。严复译介的《天演论》等与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等，一起在文化与文学上开启了中国新世纪的曙光。从1840年到1894年，翻译文学几乎是一个空白；从1895年到1919年的20多年间，翻译小说就出现了将近2546种。而翻译小说的出现，又影响了小说创作，刷新了中国文学的观念。可以说，西化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之成立的起点，从此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西化以及由西化而导致的本土文化的反动，构成了20世纪不同于中国以往任何世纪的文学特色。 20世纪中国文学的西化追求一直也没有中断过，并且对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文学比19世纪取得了更大的成绩。当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是西化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出现了像鲁迅、老舍、沈从文、钱钟书、茅盾、艾青、曹禺等优秀的作家。因此，在21世纪之初，很有必要对中国文学西化追求的得失进行整体性的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的西化追求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895-1917年。这是文学西化追求的第一个阶段，文化上严复的译介，文论上梁启超的倡导与王国维的研究，严复、梁启超等人“开民智”与“新民”所唱响的改造国民性的文学旅律，文学形式上裘廷梁等人倡导“白话文为维新之本”，文学翻译上林纾的译介以及创作上的谴责小说——将不登大雅之堂的闲书视为文学正宗，重视其社会作用，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西化追求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西化追求曾经被光复旧物的“排满”以及革命之后的复辟浪潮所打断。 第二阶段：1917-1927年。革命比改良应该是更激进的西化形式，只是鲁迅、周作人等人所从事的比戊戌变法更为激进的西化追求，被光复旧物的“排满”之声所淹没而没有在文化上得以表现。因此，作为“光复旧物”与复辟浪潮的反动，新文化运动以张扬个人主义的伦理革命为核心，试图在彻底颠覆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整体性地实现文化上的西化，于是各种近现代的西方文学流派和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纷纷涌入中国。尽管留美的学衡派想以折中的姿态阻扼这一文学的西化追求方向，使得“国粹”与“西化”并举，但却并没有成功。 第三阶段：1927-1949年。一部分激进文人试图将五四文学整体的西化追求，扭转为西化西方的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并且这种强调团体性与合群性的文化形式是以反西方主流传统的激进面目出现的。孙中山本人在西化上，前期强调个人自由，向往欧美式的民主共和国；后期在联俄联共的旗帜下，更强调国家与民族的自由，认为中国人传统上就已经是自由的，缺乏团体的组织而一盘散沙。1927年之后，新文学的西化追求也在发生着由西(欧美)向东(苏东)的转向，这就是所谓“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双方论战并重新整合之后，基本上并存下来了。抗战使得西化追求的天平向合群的文化形式倾斜，并且在解放区被以土洋结合的文学形式固定了下来。尽管如此，在国统区，尤其是在西南联大，五四文学的西化追求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第四阶段：1949-1978年。西化开始由苏化所取代，与苏联反目后又由经典马列的中国化所取代，文学形式开始了“革命普遍真理”与“中国本土形式”相结合的过程，于是而有“革命小说”、“革命诗歌”、“革命样板戏”。因此，将“文革”文学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国内学人)，或者将“文革”文学说成是“五四”反传统的结果，都是相当不公平的。可以说，“文革”文学既背离了五四文学所向往的个性自由的西方主流传统，又背离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中国中和的主流文化传统，像“文革”那样走火入魔的迷狂，在注重实用理性的中国传统中是找不到的，而只能到基督教传统中去寻找。“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孔子以中庸为最高的道德，《中庸》认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和才会有万物，男女和才会有父子，父子和、君臣和社会有机体才会正常运转，这就是孔子为什么为了伦理的和谐，宁肯没有是非，也要父子和谐相隐；然而“文革”崇尚“斗”而反对“和”，“文革”文学中出现最多的词汇就是“斗争”、“批判”、“打倒”，“文革”时一个家庭分成两派、夫妇相斗、父子相斗的现象也不是个别的。如果说推崇和谐、“温柔敦厚”的中国传统文学富有阴柔气息的话，那么“文革”文学以对“斗”的推崇，一扫阴柔之音而代之以铿锵有力的阳刚之声。而“文革”中对人的“神”与“魔”的二分，“早请示”、“晚汇报”，饭前、会前、上课前对“救星”的祈祷式的祝福，都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样板戏中那种“无性”的禁欲主义与风化主义，都可以从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找到源头。从这个意义上，将“文革”的脏水一味地泼向在“文革”中受到激烈批判的孔夫子，是相当不公平的(注：这部分内容在汕头的一个现代文学会上宣读之后引起意想不到的强烈争议，是故较详论之，详细内容请参见拙作《对文革文学的文化反思》，原载《东方文化》2000年第5期，后被选入《2000年年度论文选》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等多种书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