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纯文学”的讨论是20世纪80年代遗留的一个异常有趣的问题。“纯文学”在新世纪被反复提及其实是不同的欲望和文化想象的结果。“纯文学”所寻求的文学不受干预的“纯度”其实是所谓新时期文化的合法性的基本前提。它所要求的文学不受外在的社会制约而获得某种前所未有的独立性的想象。但时过境迁，当年力求文学脱离现实政治的制约，回到自身的文化精英今天却开始无情地批判和否定“纯文学”。这里的“昨日之我”和“今日之我”的战争的确引人注目。其实这似乎也是一个异常明确的征兆，说明“纯文学”的理想已经实现。但这种文学的“纯度”反而引起了不安和否定。但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文化精英认定“纯文学”是拯救文学的灵丹妙药，而这一理想在它实现的时候反而失掉了意义，变成了当年呼唤它快快到来的人的批判和否定之物，连当时曾经最受推重，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出路的“现代主义”，也成了“西方人”“评价过高”而“我们没有必要跟着跑”的东西。 这里出现了一种叶公好龙的喜剧的场面，原先热烈呼唤的新潮，一旦真的出现，反而让它的呼唤者自己感到失落和不安。这里有关“纯文学”的话语其实不但是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的问题，而且是中国新文学本身的一个持续的困扰。实际上，今天对于“纯文学”的讨论实际上不仅仅是所谓“纯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文学的整个话语面临危机和困局的征兆。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文学制度在当下的新世纪文化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已经走向了终点。我们从“五四”以来的一整套文学观念和文学运作方式已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所谓“纯文学”的困境其实正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宏大话语的困境在当下的最直接、最明确的表征。这里出现的恰恰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矛盾和悖论。 应该指出，其实80年代对于“回到文学本身”的呼唤自有其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对于“纯文学”的呼唤正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的超越性的理想。“纯文学”，正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一直在追求而一直没有机会实现的目标，是“五四”的现代性的一个不可缺少、却一再被边缘化的方向。新文学一方面有其启蒙和救亡的宏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有一个和传统的“载道”文学决裂，使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得以彰现的目标。前者作用于社会和公众，后者作用于文学本身。新文学一方面是“遵将令”，在启蒙和救亡的总体的目标之下活动，另一方面也是现代性的文化制度的专业性的建制的一部分，是独立的艺术类型，自有其内部的要求。这就建立了一种和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不同的严格的“文学”意识。其实“纯文学”正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的基础的。所以在启蒙和救亡的现代性之外，仍然有一种“审美的现代性”在发挥作用(注：有关“审美现代性”的理论问题及其与“现代主义”的关联可参看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于是，追求启蒙和救亡的宏大目标和“纯文学”的目标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新文学最复杂和最微妙的关系，也形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部的持续的紧张。在“五四”的先驱者那里，这两个目标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如李大钊署名“守常”于1919年发表的名文《新文学的使命》中，他就列举了三个新文学的关键的方向：“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注：原载1919年12月8日《星期日》社会问题号引文，引自《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16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1版。)这些见解一方面强调了新文学的社会作用和对于个人的作用，另一方面明确点出了非常类似80年代的“回到文学本身”的观点。这个“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显然具有“纯文学”的特征。至于创造社的早期文学主张更标举艺术的独立性，如成仿吾就指出：“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与美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注：原载1923年5月20日《创造月报》第2号引文，见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218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至于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将“言志”和“载道”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两种模式以阐释新文学的历史的延续性的时候，更是强调文学的“无用”(注：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4—16页，岳麓书社，1989年第1版。)。显然这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的传统。而新文学中的唯美主义的潮流也一直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存在(注：周小仪对于这一思潮的发展曾经做过非常令人信服的分析，可参见《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148—1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实际上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有所谓“为人生”和“为艺术”的不同的道路和选择。根据周小仪的研究，新文学中的这种不同的选择是“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两种不同的经验：生活的参与和艺术的体验。因此它们也是对中国现代性的两种不同形态的表述方式。它们的区别是建立在它们之间的联系之上的，它们的矛盾是建立在它们的同一性之上的。它们之间之所以可以转化或者位移，所依赖的就是这一共同的现代性基础”(注：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1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但倾向于“审美现代性”的“纯文学”的这一传统在中国的现代性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实现的机会，也一直在中国现代性的文学制度中受到压抑。其中的原因鲁迅的《呐喊·自序》中的表述其实最为透彻：“……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注：《鲁迅全集》，第1卷，419—4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的表达非常清楚地点明了由于中国的弱者的地位和中国的民族危机的紧迫性，唤醒国民的任务远远超越了对于“纯文学”的追求。新文学塑造中国人的自我想象和世界观的能力使得它一直在现实中具有中心的地位。于是，对于“纯文学”的追求并不是被新文学所抛弃，而是被新文学的启蒙和救亡的宏大的话语所悬置和延宕。这意味着新文学为了更加紧迫的启蒙和救亡的现代性的使命，不得不将所谓“纯文学”的实现放置到了未来的社会之中。这并不意味着新文学放弃了“纯文学”的追求，而是说认为在这种民族危亡和现代性未完成的状态中，还没有追求“纯文学”的可能。所以鲁迅对于自己的小说与艺术“距离之远”时的自谦式的自信正是这种历史要求的表征。在新文学的几乎所有时期，我们一再看到这种“纯文学”的追求被压抑和“审美现代性”的被否定。这恰恰是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弱者的状态所决定的。中国的“纯文学”和“审美现代性”由于中国的启蒙和救亡的紧迫性而不可能像西方现代性中那样得到充分的展开。对于“象牙之塔”的谴责和批判一直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方面。因此，“纯文学”一直处于一种“未完成”的巨大的焦虑之中。在新文学制度发展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两个时期都没有充分的实现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