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3-0129-07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报刊的支撑及推动密切相关，正如有学者所言：“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在书报出版划定的文化空间中生存和发展，除此之外，大概再也找不出可与之相比拟的新的文化空间了。”[1](P248)当然，对这种文化空间及其文学生成和发展的研究可以从多种角度展开。但是，对《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依存互动加以讨论，应当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视角。作为一种现代传播媒体，《大公报》独特的存在方式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是中国现代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一张大报，诞生于1902年，在漫长的岁月里，不仅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而且自身也经过起起落落，历经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饱尝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在《大公报》的发展历程中，1926—1949年的“新记”《大公报》时期，是它最为辉煌和鼎盛的时期，也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在这二十余年间，它相继推出了几个重要的文学副刊，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大公报》的发展历史及“新记”《大公报》的历史地位 《大公报》的百年历史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1902—1916年为英敛之时期；(二)1916—1925年为王郅隆时期；(三)1926—1949年为“新记”《大公报》时期；(四)1949年至今为新生时期。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由英敛之创刊于天津。在创刊号上，英敛之发表了《大公报序》，开门见山地宣布“大公”的含义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寄希望于这张报纸能“扩大公无我之怀”，开启民智，富国强民。所以，他在《大公报序》中同时确立了办报宗旨：“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第二天，又刊出《大公报出版弁言》，明确表示：“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由此可见，《大公报》创办之初就确立了自己的言论立场：以公正之心来启迪百姓、抨击时弊。 “新记”《大公报》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股把旧日《大公报》盘购而来创办的一张新报。他们仍然把馆址设在天津日租界旭街原址，但很快把发展的目光投到了北京，并迅速向华北扩展。续刊之初，报纸销售不足两千份，但是在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的带领下，自1928年元旦起，报纸扩充篇幅，每天出十版，9月1日起，每天出十二版，销量达一万三千份左右，仅仅用两年时间就使一张关闭的报纸起死回生，从天津走向华北，成为北方的舆论重镇，开始了《大公报》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期。在中国报刊史上，《大公报》有着独特的地位，而“新记”《大公报》又是《大公报》历史上最具特色的一个时期。 “新记”《大公报》的三位创办人对办报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特别是胡政之和张季鸾，在接续《大公报》之前就已经有了多年的报人生涯。他们从办报实践中认识到：一份理想的报纸不能从属于任何党派，也不能以赚钱为目的，要站在民间立场上发言，用言论来报国。因而，“新记”《大公报》接续了英敛之时期的言论主张，但是更强化了文人办报的民间立场，并把它简言之——“文人论政”。 “文人论政”，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表明他们要以这张报纸来实现“文章报国”的夙愿，力求站在文人立场上尽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因此，《大公报》非常重视言论的写作，他们在报上开出每天见报的《社评》栏目，对时事社会各个方面论其是非曲直，告诫国人，警策当局，以自己独立的言论立场赢得了各界读者的瞩目。抗日战争时期，报馆克服重重困难，不惜牺牲营业，抛弃财产，擎起一枝秃笔，天南地北，在大后方辗转迁徙、颠沛流离，坚持为抗战呐喊助威，以其坚忍不拔的行动为“文章报国”作了最好的解说。也正是因为这种坚毅的办报精神，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总编辑张季鸾出席庆典致辞时，就把《大公报》所取得的成绩归因于在商业社会中保持了“文人论政”本色。 这种“文人论政”的舆论空间，使得一些与政治相对疏离又不愿和商业结缘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它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他们在这一独特的文学空间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建构理想的文学蓝图。沈从文和萧乾等京派作家还根据自己的文学理念，改造了虽然读者众多但却与新文学发展不相适应的通俗性栏目《小公园》。总经理胡政之曾经鼓励萧乾说，“我们不靠这副刊卖报，你也不必学许多势力编辑，专在名流上着眼，你多留意新的没人理睬的。只要从长远上，我们能对中国文化有一点点推动力，那就够了”[2]。正因为站在文人立场上对社会发言，使得《大公报》广泛关注新闻之外的文化领域。他们认为，报纸的生命首在新闻，但是现代报业还应当承担更为广泛的文化传承的职责，为社会实际服务。所以，《大公报》在新闻之外开辟了很多专刊。在《大公报》的专刊之中，首重的是文学副刊。他们创办过多种文学副刊，其中最重要的是吴宓主编的《文学副刊》，沈从文和萧乾等人相继主编的《文艺副刊》、《小公园》、《文艺》和《星期文艺》等。抗战时期，报馆在大后方颠沛流离，甚至在防空洞中印报，纸张缺乏，版面缩减，很多专刊都已停办，但《文艺》继续出刊，而且还增加了专为抗战设立的另一个文学副刊《战线》。因为《大公报》自始至终都把文学副刊看作是报纸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设立充裕的文学版面，支持文学创作，奖励文学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