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4)02-0136-08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对本土传统的批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这种批判无疑是破坏性的，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并非破坏而是建设。因此，在批判和否定旧文化的同时，新文化运动必然要指出一条新文化的建设之路。事实上，对于抱残守缺的旧事物而言，对比往往是最大的威胁。虽然我们至今难以断言那一代人究竟是先发现了中国传统之弊才要创造新文化，还是先发现了世界近代文明之利才要否定中国传统，但历史提供的材料显然更多地证明了后者。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无论人们所处环境多么恶劣，也无论人们过的是怎样一种非人的生活，只要没有比较，就往往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可悲境地。而新的参照却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比较，从而看到自身所属文化传统存在的问题，并同时产生新的向往。因此，当传统的批判者对传统发起批判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做出了选择：世界化。所谓世界化，也就是改变中国固有文明中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应的部分而使之溶入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一直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全盘西化”，至少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几乎成为一种恶谥，以致不愿放弃五四精神的人们也要千方百计为此而辩解。然而，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说，这是无法回避的，因为如果遮蔽了充分世界化或“全盘西化”的选择，五四将面目全非。在此，我所要做的不是在一些否定性结论的前提下讨论问题，而是回到历史现场，考察当时人们的具体主张，并探寻其思想逻辑和现实依据。 一、世界化的选择 毫无疑问，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是主张世界化的。《新青年》创办伊始，陈独秀就对青年提出了“世界的而非锁国的”要求。他说：“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1](第1卷，P133)从这段话，可见陈独秀对于世界化的竭力倡导。他思考的是如何使中国进入世界潮流之中，而不是如何抵抗世界潮流以保持中国特色。一些人拒绝接受西方文明，理由是它不适合中国国情；陈独秀批判中国传统，理由是它不适合世界潮流。是让中国传统适应世界潮流，还是让世界潮流适应中国国情，这是当时文化冲突的一个焦点。陈独秀的态度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态度。在同一篇文章中，陈独秀批评一些人的“闭户造车”行为，“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已也。”[1](第1卷，P133)在《新青年》集团，“行之欧美康庄”已经是无需讨论的前提。 1919年1月，《新潮》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创刊，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写道：“今试问当代思想之潮流如何?中国在此思想潮流位置如何?国人正复茫然昧然，未辨天之高、地之厚也。其敢于自用者，竟谓本国学术可以离世界趋势而独立。夫学术原无所谓国别，更不以方土易其性质。今外中国于世思想潮流，直不啻自绝于人世。既不于现在有所不满，自不能于未来者努力获求。长此因循，何时达旦……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趋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持此四者刻刻在心，然后可云对于本国学术之地位有自觉心，然后可以渐渐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溶于世界文化之流也。此本志之第一责任也。”[2]由此可见，傅斯年等北大学生已明确把“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溶于世界文化之流”作为自己创办杂志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第一责任”。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中国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经济和技术层面上的变革；第二个阶段是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政治体制层面上的变革；第三个阶段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代表的文化变革。这三个阶段分别是现代化的三个重要方面，又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化过程。如果说洋务运动是经济和技术层面上的世界化运动，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是政治层面上的世界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一场思想文化上的世界化运动。正是这一点决定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也决定了它的历史地位。因此，世界化必然成为新文化阵营主要成员的共识。 考察新文化运动主要成员的言论，很容易发现一个特点：他们的言说往往是在比较中进行的，一方面是批判中国传统文明，一方面是赞美西方现代文明。透过这种比较，不难发现他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认同和向往。在他们看来，无论是要中国繁荣富强，还是要中国人摆脱固有的非人的生活状态，都必须走西方的路。中国传统阻碍着人们全面接受西方文明，就要破除中国传统。他们确立了一系列新的观念。这些观念产自西方，与中国传统观念大不相同。他们不是根据中国国情而修正他们的观念，而是以这些观念评判和要求中国现实。这与后来历史上引进外来文化时的“中国化”是大不相同的。这种要求可谓从政治到文化，贯彻于他们所关注的方方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