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文学传统都是经典不断出现和对经典进行阐释的过程。正是对经典的阐释效法、领悟欣赏、转换创造，构成了文学史和文学传统的主要线索和独特品格。中国现代文学经过萌生与勃兴，发展与曲折，成熟与繁荣，铸就了一批权威性的超越时空的文学经典，中国现代文学整体也成为一种经典性的存在。本文基于对文学经典的理解，着重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诞生、延传与变异以及相关问题进行考察和探讨。 一、经典的概念、特征和意义 迄今为止，人们对于经典的理解还处于模糊状态，难以给予具体而准确的界说和概括，从而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危机感。这主要表现在对其理解上存在着一系列的悖论：既是永恒和绝对的，又是暂时和相对的；既是自足和本体的，又是开放和超越的；既是群体的，又是个人化的。两种相反的倾向，一是消解大师、告别和否定经典；另一种是试图寻找大师、重释经典。不过，这两种倾向都存在着盲目性，都涉及对经典和文学经典的认识问题，而这些悖论，归根到底又源于关于经典究竟是实在本体还是关系本体的矛盾态度。 经典的概念，来自拉丁文classicus，意为“第一流的”，指“公认的、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注：普罗霍罗夫总编《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25页。)显然，这一定义反映了一般人对经典的理解，它主要从实在本体论角度来看待经典，将其视为因内部固有的崇高特性而存在的实体。近代以来，许多理论家更倾向于从关系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待经典，将它视为一个被确认的过程，一种在阐释中获得生命的存在。如伽达默尔说：“‘古典型’这词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点，即一部作品继续存在的直接表达力基本上是无界限的。”(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72页。)这里所说的“古典型”具有经典的意思，而“无界限”则强调其无确定性，实际上就是处于不断的阐释之中。 就个人而言，我倾向于认为经典既是一种实在本体又是一种关系本体的特殊本体，亦即是那些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且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其内涵和特征至少应该从如下三个方面把握： 首先，从本体特征看，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现出丰厚的文化积淀与人性内涵，提出一些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经典是阐释者与被阐释文本之间互动的结果。经典只有持续不断地被解释、接受、传播，它内在的潜力才能得以开发。如《红楼梦》被称为“红学”即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重新解释，又如“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也是此意。可以说，富有原创性的文本也需要富有原创性的阐释对之进行塑造和定位。因此，经典的本体特征呈现于经典文本与独特阐释的结合中。对经典的独特的读解系统与阐释空间，是它得以持续延传、反复出现、变异衍生，真正成为经典的必由之路。 其次，在存在形态上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典作为人的精神个体和艺术原创世界的结晶物，它诉诸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是公众话语与个人言说、理性与感性、以及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如果说对经典的阐释大多借助上面三对关系的前项，那么，这些关系的后项，即个人的阅读、感性经验和无意识(包括集体无意识和个人无意识)则是经典具有超越性，开放多元的重要途径。特别是文学经典的审美把握，通过主题内蕴、心理情感、意境营构、人物塑造、修辞方式等努力，容纳了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与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这样创造出来的经典既具有自身的特质，又包含了文化、人性的内容，从而使不同时期的文化和文学得到深层沟通，在文化和文学生命信息的传递中实现对话、互通和互动。惟其如此，经典才能出现“共鸣”现象，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再次，从价值定位看，经典必须成为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如莎士比亚之于英语与英国文学，普希金之于俄语与俄罗斯文学，鲁迅之于中国与中国新文学，他们的经典都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意义，而富于民族的精神气质。也是在此意义上说，鲁迅被称为“民族魂”。无论是所谓古代“轴心期”文明，或是在古代向现代转型期的文明，伴随着经典的出现和阐释，往往会出现能体现中国文化特有的人生体验结构、价值观念和审美风尚的“意义场”和“意义空间”。这里具有双面性：一是在社会文化“长时段”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经典阐释的土壤和背景；二是经典阐释又反过来推动社会和文化变革。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经典除具有一般的经典特质外，还有自身的特点，因为与历史和哲学经典相比，它更具有文学性，更富有心灵的感动，更具有审美的内容，所以，文学经典更强调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来理解“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一方面作为实在本体，是文学艺术的高峰；另一方面又是关系本体，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学传承阐释关系，从而也就意味着一段新的历史。因此它是一个国家、民族，一个历史时段的文学取得合理性存在价值，并形成独特的思想艺术传统的根本依据和保证。白话文的倡导，小说界与诗界革命的呼吁，启蒙救亡意识的发端，西方哲学、文艺思潮与文学作品的引进，实际上从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时期就开始了，但为什么经历了20年，而文坛并无根本性改观，这一时段的文学仍然被视为过渡性的“近代文学”呢?这是因为没有出现新的文学经典。而从1918年《狂人日记》的发表，到1921年《女神》的诞生只不过两三年时间，但整个文学格局却为之一变，新文学诸流派纷出，争奇斗艳：乡土题材、知识分子题材成为这些流派的主要外在内容；思索、苦闷、欲望成为这些流派的主要内在情绪；现代语言形式和多种现代艺术手法为这些流派的总体特征；而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感受成为这些流派的整个范畴。现代文学已不再是《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中的理论倡导，而成为谁也无法否认的现实(不论赞同者还是反对者)；有关讨论也不再是外视点式的从外部对新文学诞生的呼吁，而转为内视点式的关乎其内部规律与如何发展的探讨。这一切都说明，只有新文学经典的出现，才是新旧文学最终完成质变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