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现代中国“立人”文化运动的战略需要与现代中国“人的文学”建构的切实要求，中国作家主体经受一次次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理性精神的洗礼与激发，通过消化、汲取、积淀与认同，久而久之则在脑海中形成了诸多有利于现代文学创作的特殊思维模式，我认为其中最见成效的一是洋溢着科学理性精神的求真艺术思维，一是充满人文理性精神的人本艺术思维，它们作为创作主体思维的相互为用的两翼翱翔于现代中国文学创造的艺术王国。本文着重探讨求真艺术思维形成的理性精神来源以及鲁迅、茅盾求真艺术思维的特点与功能。 所谓求真艺术思维主要指创作主体从观察、体认和把握与人相关的内外世界和借助文体表现、再现和象征与人相关的内外宇宙，都以崇真作为思维中心、以求真作为审美价值目标；而现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们的求真艺术思维的形成则须臾离不开科学理性精神的孕育与滋养。沈雁冰于1922年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曾说：“近代西洋的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注：茅盾《文学与人生》，松江暑期讲演会《学术讲演录》第1期，1923年版。)既然文学艺术的求真源于科学理性精神的求真品格，那么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们的求真艺术思维似应作为现代中国时代精神重要特质之一的科学理性渗透内化而成的。 从文化、文学界的思想内在理路来考察，科学理性精神的来源固然有对中国明清本土内发性的理性精神的继承与认同，如丁文江视明末徐霞客为“朴学之真祖”、胡适认为清代“朴学”富有科学精神；但是大量的科学理性思想及其方法论却是从西方引进的，传播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深化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早在中国文学现代化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严复为了坚持并实施自己的“必以开民智为第一义”的启蒙主张，他既在翻译赫胥黎《天演论》中宣扬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科学理性精神，又在《原强》中强调西人的求科学真知的精神并推崇培根的科学归纳法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也在《论世变之亟》中提倡“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的科学理性精神；尤为可贵的是，严氏在《论教育书》中独具慧眼地看到，科学理性精神之获得比其他观念虽困难却更为根本。梁启超为了建构“新民”文学以开民智，在《西儒学案》中介绍西哲笛卡尔、霍布士、洛克、康德的学说及其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精神，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传统思想缺乏崇真的科学精神，并提倡以科学求真的态度对待西方的新学说，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批评那些“保教者”牵强附会地把西方新思想新学说纳入传统文化旧轨道，也在乙卯年《国风报》中斥责那种以假乱真、“不复追求其真义之所在”的恶劣学风；陈独秀特别推崇“赛先生”，提倡“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并强调只有运用这种方法去认识世界方可使“学术兴”而“真理明”(注：《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79页。)。从晚清到五四科学理性精神澎湃腾涌，而建立于近代科学理性基础上的西方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则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影响最深的科学理性精神；胡适将这一思潮移植到中国，他认为从达尔文、赫胥黎到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可以概括为“拿证据来”四个字，在科学方法的应用上只不过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八个字，并强调“实验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其根本目的就是“教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应以科学理性精神解决人生观问题：“我们只有做官发财的人生观，只有靠天吃饭的人生观，只有求神问卜的人生观，只有《安士全书》的人生观，只有《太上感应篇》的人生观，——中国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弥漫全国的乌烟瘴气”(注：胡适《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13页。)。号称“科学神”的丁文江在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以科学理性为武器批驳“玄学鬼”张君劢，积极提倡“科学的目的要摒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的最大障碍，——求人人所能共认的真理。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作详细的分类，然后求它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它。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它的材料，而在它的方法。爱因斯坦谈相对论是科学，詹姆士讲心理学是科学，梁任公讲历史研究法，胡适之讲《红楼梦》，也是科学”。虽然视科学方法为“万能”有点绝对，但他强调以科学方法辨别真伪却是正确的。鲁、郭、茅、巴、老、曹等新文化伟人与文学巨匠无不尊重科学理性精神，尤其是鲁迅毕其一生提倡科学理性、弘扬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把科学理性作为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利器和治疗老中国儿女思想上“祖传老病”与“无名肿毒”的药方。现代中国文学创作主体的求真艺术思维不仅深受域外近代科学理性精神的影响，更受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性精神的渗透，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最讲究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最追求对人与物的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显到隐的本质真实，把发现真理、坚持真理、丰富真理和捍卫真理视为生命，所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性精神(主要是社会科学)尽管遭到篡改与歪曲，但它对作家们求真艺术思维形成所起的作用却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域外科学理性精神进入我国思想界、文学界是共时性的，对作家思维的影响又是综合的，故有必要对西方现代科学理性精神予以探讨，即当19世纪末西方出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之后传入中国的现代科学是否还有一种求真的理性精神，它们对现代中国文学家的求真艺术思维产生了何种影响?与西方近代科学理性思潮有所不同的，现代西方哲学对“真”的探讨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历史学转向和心理学深化”三大特征。理想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罗素曾来过中国讲学，他寻求建立确定的和没有疑问的知识体系的方法，以发现“有多少东西我们能说是知道，以及知道的确定性或未确定性究竟到什么程度”(注：罗素《我的哲学发展》，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页。)，强调必须借助逻辑来辨明真伪，并认为一切科学知识的命题都可以最终分析为逻辑上不可再分析的“原子命题”，而“原子命题”所指称的就是作为人们直接经验的“原子事实”，通过数理逻辑的理想语言来建构世界图像的知识体系，这种源于“原子事实”的认识思维模式尽管有别于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辨，但仍透露出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精神。罗素的学生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向人们昭示这样一种意思：经验事实构成逻辑图式，而图式则是经验事实的同构对应物，如同一座城市与这座城市的地图的关系一样，故有意义的命题是真命题，它既可以为经验所证实又合乎逻辑的句法，对于凡是不可言说的东西就应该保持沉默。如果说罗素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主要着眼于人如何获得确切可靠的科学知识、重在提高人的科学理性精神，那么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及其学生伽达默尔所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则实现解释学从知识论向研究人的现实存在的本体论的转变。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对现代中国知识者尤其新时期文学创造者的影响既深且广，他认为存在的意义就是人的“理解”，正是人的理解活动才使人成为有意义的存在，因之“理解”不是认知的方式而是人存在的方式；他晚期的著作《通向语言之路》、《诗·语言·思想》等又把解释学与语言哲学结合起来，强调指出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且语言本身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全部理解都是以语言形式实现的，正如他所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在它的住处住着人”。虽然他的哲学思想指向人的非理性存在，但他却是以科学理性精神作为方法论的灵魂，体现出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科学求真精神(注：参见许苏民著《人文精神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8-291页。)。伽达默尔承续并发展了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他使语言成为研究人理解人的中心，升华到本体论的地位，这虽然夸大了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作用，但不能不承认语言是人们进入属于人的文化世界的前提，是人的真实存在的基本特性之一，故语言成为哲学研究对象则有助于深化对人的存在本真的认识。特别应注意，在对“真”的研讨中，心理学介入科学哲学，将科学理性及其方法用于人的发现与人的文化创造，使对人本真的认识深入到心理层次，弗洛伊德则是以理性的科学方法揭开了人的非理性的潜意识心理世界，对人类心灵的探讨作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以来西方以理性的科学方法研究人类心理所形成的各种学说及其思维模式，在中国思想界、文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被不少作家所接受并形成深度的求真艺术思维，在文学创作中进行了有成效的实验与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