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诗坛渐呈颓势，每况愈下。诗人头上的贵族光晕日益黯淡，诗歌在生活中已经成为可有可无的点缀，诗歌写作变得愈来愈个人化、边缘化。在诗坛空前的阵痛和逃亡中，招摇的诗写者纷纷走穴出局，男性诗人频频自杀，先锋诗歌步履艰难。然而就在同样一个时段内，女性主义诗歌却相对平静，不但翟永明、伊蕾、唐亚平、陆忆敏、王小妮、张真、林雪、张烨、海男等“老”诗人锐利不减、风头正健，唐丹鸿、李轻松、丁丽英、鲁西西、周瓒、安琪、胡军军、穆青、吕约等“新”诗人更源源不断，繁花似锦，阵营壮观；而且诗人们置身于文化消费性强化的残酷现实中普遍波澜不惊，置身于物质欲望的潮流里一致拒绝其精神掠夺，不向经济大潮投降，也不向大众文学改嫁，而是超然宁静，心怀高远，在寂寞中致力于女性主义立场上的日常生活提升，以精神创造的反消费力量为诗歌“招魂”，在人类灵魂的高地继续为人类灵魂救赎，从而开辟出了晚为阔大的驰骋天地，拥有了一份自己的练达和成熟。 皮相地看，在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间位移里，女性主义诗歌是一路直线前行的；但实际上其视角、蕴涵、言说策略和艺术品格上还是经历了本质性的蝉蜕和裂变。记得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朱利亚·克里斯蒂娃在《妇女的时间》一书中说，女性的写作要经历三个阶段，即对男性词语世界的认同——对男性词语世界的反叛，即二元对立式的词语立场——回到词语本身，直面词语世界。我以为在新时期的女性主义诗歌里，如果说舒婷一代和翟永明、伊蕾、唐亚平一代分别完成了女性写作觉醒、确认的前两个阶段，那么90年代的女性主义诗歌则进入了回归词语本身、直面词语世界的语言写作时期，在80年代关注“说什么”的激情本身基础上，又开始关注“怎么说”的技术问题；或者说已经进入了激情和技术的对接混凝时期。 躯体诗学的解体 女性主义诗歌从躯体写作出离，是跨入90年代门槛后所做的相应策略调整。这种出离不是偶然凭空的突发事件，更非神秘莫测的“天外来客”，在它戏剧性的变化背后隐状着诸多历史、文学乃至诗人主体心理结构方面的复杂动因。 一是对抗男权话语和西方女权主义话语焦虑的必然选择。一部中华民族的话语流变史说穿了就是一部女性的屈辱史，长期的男权遮蔽和压制激将出女性内在的言说欲；所以借普拉斯等美国自白派诗人的引发与怂恿，翟永明、唐亚平、伊蕾、陆忆敏、小君等女性主义诗人携着强悍的女性意识，于80年代呼啸而出，在创造自身“最安静最美好的时光”(小君《关于我》)、“聆听笔的诉泣纸的咆哮”乐趣(唐亚平《自白》)，同时，为诗坛带来了一阵奇妙的骚动和颤栗。但是随着进入90年代后激情的冷却终结、诗写的日趋平静自觉，诗人们痛苦地发现，她们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呼喊在男性中心根深蒂固的社会面前，充其量不过是墙壁内苍白的声音，微弱的影响力丝毫未逸出女性精英的小圈子，受男性中心文化遮蔽的失语焦虑远远没有消除；并且女性意象和性征在商业广告、传媒中逐渐成为商品化符码，依旧是被窥视把玩的“风景”，“这种让女人与金钱互相转化的‘性炒作’，使女性身份进一步性消费化，女性的地位在‘解放’的虚名下日渐沉沦”(注：吴思敬《中国女性诗歌：调整与转型》，《诗学沉思录》28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1年。)尤其是她们发现当初从男性话语的陷阱挣脱时，走进的却是西方女权主义话语遮蔽的另一个陷阱，女权主义话语虽然尖锐遒劲，有力地传达了她们颠覆男权话语的决绝和神勇；但它对于中国女性主义诗人来说却是异己的，诗人们使用多年的话语原来是他者话语的重复模仿，是本质上的失语，这种发现让中国女性主义诗人更为痛苦和焦虑。双重失误焦虑的合力进逼，促使女性主义诗人毅然将普拉斯还给普拉斯，告别躯体诗学，希求另寻出路，构筑一种新的诗学言说系统和方式。 二是源于艺术内部运行机制上对前期女性主义诗歌缺陷的定向反拨和矫正。女性主义诗歌正值生命峰巅状态之时已经隐藏着无法救治的危机，随着时光推移，弊端愈加清晰。女性主义诗歌刮起的“黑旋风”，在1986年至1988年间曾经风光绚丽一时，它拆解了男权话语中心，喊出了女性显在以至隐蔽的心理吁求，打开了多种诗写渠道的可能；但它在展示女性形象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扭曲、损害了女性形象，诗人们笔下变态、疯狂、肉欲十足的呼啸颇吓倒了一批读者，喧嚣混乱中女性主义诗歌又被群起效仿为新的“写作模式”，“固定重复的题材、歇斯底里式的直白语言、不讲究内在联系的意象堆砌，毫无美感，做作外在的‘性意识’倡导等，已使‘女性诗’出现了媚俗倾向”(注：翟永明《“女性诗歌”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诗刊》1989年6期。)，这种心理风暴和自白话语滋生的副产品——媚俗倾向，在新时期想象力和激情过剩的时节，非但保证不了诗歌资源的恒久丰厚，而且严重地减损了诗的艺术质地。所以自女性主义诗歌问世那天起，对它批评的声音就从未间断过，谢冕、郑敏、崔卫平、臧棣等诗歌理论家都贬斥它为与社会脱钩的“自我抚摸”、充满“死亡冲动”、“性意识”泛滥成灾、进入了“自白的误区”(注：陈旭光《凝望世纪之交的前夜：“当代女性诗歌：态势与展望”研讨会述要》，《诗探索》1995年3期。)，指责其“强调女性意识并不是要回到父权神话中的封闭的女性内心世界，而应该在一个大的现实背景和时代背景下去展开真实的女性世界的认识”(注：李小雨《失却女性》，《诗探索》1995年3期。)。在一浪高过一浪、日趋严厉本质的冲击声讨面前，多数诗人正视到自身的弱点，翟永明就深刻地反省那篇被称为女性主义诗歌宣言的《黑夜的自白》“充满了混乱的激情、矫饰的语言，以及一种不成熟的自信”，并预见“女诗人将从一种概念的写作进入更加技术性的写作”(注：翟永明《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诗探索》1995年1期。)，要“思考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一种超越自身局限，超越原有的理想主义，不以男女性别为参照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注：翟永明《“女性诗歌”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诗刊》1989年6期。)。她在这里所说的“技术性的写作”和“独立风格的声音”，当主要指语言意识的自觉和将目光投向人类、历史、未来、理想和终极关怀的超性写作。这无疑表明女性主义诗人已经步入相对的成熟。 三是“语言论转向”的全球化语境和郑敏的诗语探索的共同催生。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屋，它本身就体现存在就是存在，创作主体面对的“第一现实”就是语言；所以一切作家和诗人对语言都怀有天生的敏感，他们的创作困境无不首先表现为语言的痛苦，要摆脱困境也无不首先把聚光点对准语言。在被誉为语言学时代的20世纪里，“语言，连同它的问题、秘密和含义，已经成为20世纪知识生活的范型与专注的对象”(注：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121页，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80年代后期，西方哲学领域中从以理性为中心的认识论美学转向的以语言为中心的语言论美学、和海德格尔标举语言的诗学理论一道被绍介到中国后，因刺激、触动了中国文学的神经，而使诗界掀起了一股语言热的浪潮，使女性主义诗人也都把创造诗歌理想的无限希望寄托在语言乌托邦上，语言意识高度强化。同时，女性主义诗人们实际上的精神领袖郑敏，自90年代开始对诗歌中的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相继写下《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功能与诗意价值》、《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诗歌与文化：诗歌·文化·语言》等一系列关涉诗歌语言的论文，指出语言既被干扰、糟蹋、挤压得伤痕累累面目全非，又潜伏着发现经验和悟性的宝贵资源。她的理论和行为感召，使许多女诗人对躯体的兴趣逐渐转向语言，意识到语言是诗人的故乡，是诗歌存在的居所与形式，唯有从语言切入方能抵达诗歌的本性、本质、本体所在，纷纷表现出回归词语本身的动向。翟永明说“我对词语本身的兴趣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注：翟永明《面对词语本身》，《作家》1998年5期。)，“汉语所提供给我的词汇和符号都使我感觉到汉语空间的无穷魅力”(注：翟永明《纸上建筑·完成之后又怎样》243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唐亚平说“语言已成为人类文明的自然。诗是语言的自然。诗人成全了诗，诗成全了语言，语言成全了诗人……我希望我的诗能把语言组织起来，我的语言能把事物组织起来——创造一个世界”(注：唐亚平《黑色沙漠》，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海南这个“语言魔女”也说“词已经成为我的护身符”，渴望构筑语言乌托邦……这种种表述和海德格尔那种视语言为诗的根本问题与归宿，认为不是诗歌创造语言、而是语言创造诗歌的论调何其相似。在这种思想统摄下，一些女性主义诗作甚至把“语言的狂欢”作为基本主题，把写诗衍化成了纯粹的语言学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