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4)01-0010-03 杨朔是“十七年文学”中最重要的散文家。“十七年散文”在今天已无法让我们对其进行审美的阅读。与新文学中最先取得成功的现代散文相比，“十七年散文”在艺术上的下降相当惊人。20世纪50-70年代，大陆散文给新文学史留下的空白，是由台湾散文来填补的。在“十七年”里，虽然出现过两次散文创作高潮，但在“散文”繁荣的假象中，“美文”是的的确确衰落了。杨朔的所谓“诗化散文”也并非美文。尽管杨朔自我声称，他“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东风第一枝·小跋》)，但是他的散文并无真正的诗意，因为它缺乏真切的人生内容，无真实思想和情感的贯注，无法真正地打动人。人们之所以乐于谈论杨朔散文的所谓“诗意”，是作家把他的追求告诉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理解方向，我们才跟着去总结他的诗化手法，如营造意境、讲究结构、注意锤炼字句等等，从中寻找所谓“诗意”。杨朔散文的“诗意”，是作家艺术追求的自我表白和评论家加以阐释的结果，而不是作品在阅读中产生的效果。 杨朔本来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可惜生不逢时。在一个文学只能服从于政治需要的写作环境里，杨朔的写作才能不得不浪费在文学创作的技术层面上，他的努力丝毫也不能弥补作品的思想性缺失的不足。他的散文语象过于透明，缺乏艺术作品必要的含混性。这是“十七年文学”的整体美学风格，是当代革命艺术追求纯粹化的结果。杨朔散文异于同时代人的则是文章表意过程上的曲折，但这只是文章作法上的曲折，而不是思想表达的曲折，因为他的作品中除了流行的思想观念，找不出作家独到的人生感悟。(在激进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人们眼睛里的生活与人生已失去了复杂性)他的散文写作，不可能不模式化(其基本套路是“开头设悬念，中间转弯子，卒章显其志”)。仔细读他的那些“诗化散文”，会发现作家好像木偶，被一种社会观念和写作规范牵着走，歌颂祖国，歌颂新生活，赞美劳动人民，就是不表现自我，不抒发个性，与说真话、写真事、抒真情的艺术散文文体特质恰好相背离。这样的散文怎么可能产生诗意!杨朔遭遇的是中国作家写作最困难的时期，是中国散文写作最糟糕的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文传统最难维系的时期。在一个新的宗法制(以“阶级”为尺度，划分人的社会等级并规定文化生产的等级)社会环境里，知识分子普遍遭遇身份危机，出于压力，杨朔选择了加入歌颂性文学潮流以求得个人艺术生命的生存，这样，他的散文写作不能不是一种粉饰性写作，一种概念化写作。不敢表露真情而要写抒情散文，想不矫情也不可能。杨朔的真正成绩，是使中华散文的美学形态(主要是起、承、转、合的文章审美范式及以曲为美的好尚)在新政权底下有了一定程度的保持和发扬。 作为毛泽东时代最重要的散文家，杨朔其实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而作为一种压力下的写作，杨朔散文存在着双重缺席：作为创作主体的“我”，在文中隐失；作为对象主题的人物——散文所要表现的生活中被选中的角色，被涂改。散文是一种主观性艺术，必须篇篇有我。如史密斯所说，作者应该在文中“不断地提起我自己”。但杨朔却不敢让真正的“我”在作品里出场，“我”至多可以作一个导演，更多的时候沦为道具。在新中国写作伦理学建立起来以后，本来作为革命知识分子，杨朔获得了写作资格，比来自国统区的作家要幸运得多。但非纯粹无产阶级的家庭出身，使得他仍然十分谨慎。再说不管是哪一类知识分子，在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大众掌权的时代，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都存在原罪意识。所以杨朔不敢在散文里表露自我，用他自己的话说，怕一写自我，就把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给流露出来了，就不妙了。至于表现对象，即按照流行社会理论的说法获得了新生活的劳动人民，杨朔则依然按照社会理论的界定，塑造出他们的新形象，以回应反映“新的世界，新的人物”的革命文学要求。杨朔的创作，完全遵照着延安文学方向。按照这一方向，新的表现对象只能是作为阶级整体形象的化身的“人民”，而不是真实的个人——“人民”这个泛指的概念，把活生生的“人”的具体内容抽空了。杨朔所能做的，也只是充当一个代言人。 文学史无时无刻不在对过往的文学作品进行筛选。今天看来，杨朔散文很难称为真正的艺术作品，难以作为审美对象引起审美的注意，但作为文化分析的材料，杨朔散文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值得提出来分析的是，杨朔散文题材涉及到智/劳关系问题，它反映了在一个以阶级划线的社会里，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关系倒置，从而产生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被改写。杨朔“诗化散文”的代表作《荔枝蜜》，就是一个值得重新分析的个案。这个作品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遗留在革命知识分子杨朔身上的仁爱精神，是如何在革命文化语境里被曲折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又为何产生作者意料不到的效果。 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感时伤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社会里，面对处在最底层、要忍受更多的身体痛楚的胼手胝足的劳动者，不事稼穑的文人都有一种负疚心理，历代悯农文学的产生与这样的社会构成及智识人心理有关，当然也与人的怜悯天性和社会良知有关。这是中华民族的“仁”的精神的体现。置身于劳动人民翻身做主的新社会的杨朔，其社会政治地位在理论上并不高于劳动人民，因此双方的关系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从实际生活地位来讲，杨朔又显然比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因为工人阶级此时已成为特权阶级——要高，这就是他的悯农意识得以产生的原因。然而，政治赋予文学的任务，是进行历史发生伟大变革的叙事，这样，流露于杨朔散文中的知识人的仁爱精神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修改。为迎合新的创作时尚，杨朔需要放弃很多东西，事实上已然放弃：既放弃了古代知识分子的忧生意识，又放弃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