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152(2004)01-0055-03 多年来对茅盾的《蚀》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幻灭》的意义解读多是一种僵化的理念图解，论者要么指出它反映了大革命狂潮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观苦闷和软弱矛盾情绪，要么指出它是对当时革命阵营内部错综复杂的派系势力纷争的一种政治隐喻。(注：第一种观点可见于建国以来的众多文学史教材，第二种观点是华裔学者陈幼石的《茅盾<蚀>三部曲的历史分析》的论断，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两类观点都是基于对文本所呈现的历史和本原历史存在一种同构关系的先验预设，都力图以“索隐”的方式揭示出小说文本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一种镜像式对应关系。在这种历史观和意图模式的规约下，小说里的静女士要么成为在动荡时代里精神幻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代言人，要么成为复杂的革命阵营内部的某一种政治力量的化身。但是这种建立在历史本质主义和意识形态图解之上的人物形象分析让人感觉到如同镜中窥物，看到的只是一个虚拟主体，而真实的主体反被遮蔽和置换。事实上，如果联系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女性叙事的真实情境，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清晰而真实的静女士，一个血肉丰满、有着鲜活生命力的静女士。20年代末期的女性叙事沿着两条路径前行。一条是以丁玲为代表的表现社会革命取代女性革命的左翼写作，它迈向了一条深不可测的政治深渊，让女性的身体和灵魂被激流给吞没；另一条是以林徽因为代表的闺阁世界书写，它通向了一条遗世独立的羊肠小道，把女性幽囚在自我的牢笼里无法自拔。这两条路径都无法通向一条光明大道，还成为女性叙事的两个水火不容的极地。静女士的出现则成为这两个极地之间一块空气稀薄的脆弱的中间地带——她不是任何政治理念的符号，也不是一座女性世界的象牙塔；她既有着独立的意志和自由的理想，又受制于集体力量的强大规范和约束；她既有着女人“生的喊叫，灵的颤动”，又渗满烽火风烟里的“血和泪”；她既是从世俗牢笼里解放的普罗米休斯，又是被钉上政治十字架的苦难耶稣。说它空气稀薄，是因为她无法在两个极地之间做一次快乐的旅行，她始终在两地艰辛地奔走并一次次地承受灵魂撕裂的巨痛，并最终跌入了一个丧失自我的无尽深渊。 一 作者始终运用女性叙事和革命叙事的双重视角来书写静女士的生活世界。一方面通过她的情感演绎和心路历程，表现出一个时代女性的独立和自由，高扬女性解放的风帆；一方面又让静置身于一系列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凸显革命集体力量的强大规约力，张扬一种无与伦比的权威理性。两重视角相互融合又彼此对抗，在热恋后又分手，作别后又重逢，经历了一个“疏离——亲和——再疏离”的演变过程。 小说一开始就以女性叙事的视角向读者敞开了小静的生活世界。她对女校风潮等政治活动没有一丝兴趣，和激进的学生革命者保持遥远的距离。究其原因，固然有她个性好静和对革命队伍里流行的庸俗恋爱的不满，但真正的原因是革命意识形态还没有浸透到她灵魂的深处，占据着她内心的是对自由爱情和个性解放的追求。因此，当她少女的心扉被抱素敲开后，她再也顾不上母亲的嘱托，毅然投入了他的怀抱，并在本能力量和好奇心的驱动下将自己的处女之身献给了抱素。对爱情的真挚追求使她撕去了性道德的面纱。此时，在她身上体现和延续了五四启蒙运动以来觉醒的时代女性勇于挣脱封建道德镣铐，积极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幸福的叛逆精神和独立精神。而且，她并没有因为对爱情的渴望而与革命阵营内部流行的庸俗恋爱观合流，这更充分地表明她对爱情的理解与认识是非常理性和清醒的。遗憾的是，她的单纯和人世的险恶让她的初恋成为一杯苦酒。玫瑰梦幻的破灭带来的巨大痛苦不仅让她在男权主义社会建立的女性自尊自信的堡垒轰然倒塌，更让它陷入了一个迷失自我灵魂的黑色世界里。 为了从阴影中走出，作者转换叙事视角，为静设置了一条投身革命洪流以救赎自我的道路。于是在经过医院里的革命思想启蒙后，她出院后便来到了革命重镇武汉，到政治委员会工作。在革命队伍里，她洗去了娇小姐的习惯，逐渐地抹去自己的性别和出身的印记。但是革命队伍里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尤其是普遍弥漫的追求感官享受和性欲刺激的风气让她对革命的真实动机表示怀疑，对革命所宣传的意义和价值表示深刻的失望。有意思的是，作者一面在通过革命叙事来表现革命集体力量的权威性和纯洁性时，一面又对这种权威性和纯洁性加以解构。事实告诉人们，革命英雄和革命理想只是虚构的神话，革命斗争也只是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她企图以参加革命斗争来重新塑造那些尊严和信心的希望也成为镜中花，水中月。不仅如此，她发现看似启蒙解放的革命思想实质上是把女性当做斗争猎物和胜利品，满足男性个人私欲的男权主义价值观。她陷入了第二次精神幻灭之中。作者也开始有意识地转换叙述视角，退归到一个监守自我尊严和追求自我幸福的女性主义立场。 和强的恋爱让静很快走出了第二次精神幻灭的阴影。旅馆的过夜使她“第一次尝到好梦似的甜蜜生活”，和强的短暂相处“给了她终身不忘”的快乐时光。这场爱情让她体验了作为一个女人生理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愉悦，享受到了一个女人梦寐以求的幸福和美丽。而且正是这场恋爱让她重新获得了女性的尊严和自信，点燃了追求自我独立和个人幸福的希望之火。可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汹涌的革命浪潮又把强给席卷而去，把她的梦想和幸福给裹挟而去。她第三次陷入严重的精神幻灭之中。而这次，在强大的革命集体力量和意识形态话语面前，她不得不压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合理的情感需要和欲望诉求，不得不以一种“含泪的笑”的姿态屈服于一个旨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集体力量和话语。如果说前面一次向革命的“亲和”是作者故意设置的一种个人的自觉选择和主动愿望，那么这次则是她在一种强大的具有专制色彩的现实力量的压迫下的无奈选择。静女士也由一个具有独立意志和自我个性的自由女性转变为受制于外部现实世界，无法行使自由权利和满足合理欲望的被动的革命支持者。这不是一次郎情女愿的结合，而是一场捆绑而成的婚姻。它表现出了革命集体力量的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及它对那个时代女性个体意志的剥夺，对女性自我情感的阉割，对女性独立价值的施虐，对女性话语力量的宰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