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25(2004)01—0026—06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以恩格斯评论歌德并指出歌德的庸俗气的一段话为纲，对李白和杜甫身上存在的“中国的庸人气味”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笔者写了两篇文章，从批判的内容上加以梳理，未及对批判者的思想根据和自身心态作较为深入的探讨，更没有以其批判反观其自身的人格状态。在笔者看来，郭沫若的批判乃是一次“沉重的精神涅槃”和“严峻的精神解剖”，也是他生命暮年的一次颇为睿智的人格亮相。这本书向世人表明，它的作者并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而是一个乱世中的清醒者，一个极力要从他所批判的庸人气味中挣脱出来的觉悟者。但郭沫若与恩格斯所评述的歌德十分相似，在具有无可争议的伟大的一面的同时，也存在着某些庸俗气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同歌德一样，郭沫若也是一个特殊的文化人格标本。但是，与歌德不同的是，郭沫若以自己当时所能达到的水平自觉地批判了这种庸俗气。无论是对“中国的庸人气味”的批判，还是虽然批判却仍未挣脱庸俗气的羁绊，在郭沫若身上都有着深刻而独特的思想根源。考察这些根源，对于今天继续清理和批判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的“中国的庸人气味”，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从早年自诩到晚年受誉：与歌德的终身不解之缘 对于郭沫若来说，歌德同他的一生都结下了不解之缘。 早在1920年前后的《学灯》时期，以宗白华为中介，郭沫若结识了田汉。“他们三人都倾慕歌德，信中常以这位诗人为谈话的主题，相期多多介绍和研究他的著作，这是因为歌德所处的‘胁迫时代’，同他们当时所生活的时代‘很相近’。为此，白华草拟《德国诗人歌德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沫若给他提供材料，寿昌撰写《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沫若又帮他翻译了大部分需引录的诗。此外，沫若还曾一度建议纠集志同道合者组织‘歌德研究会’，以求对这位伟大的作家做一个有系统的研究。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他应共学社函约，翻译了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第一部。他觉得作品内容所反映的，很像我国‘五四’这一新旧嬗变的时代，自己的心弦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鸣，以至在译述的过程中时而大声朗诵，时而爽朗大笑，在一种类似崇拜的心情支配下完成了译事，仿佛等于自己在创作一样。”[1](P52-53)最有意思的是1920年3月19日这天的午后，郭沫若在和田汉在太宰府相扶醉赏梅花之后，还一同“照了一个相，并立着，手拉着手，作歌德和席勒的铜像状”。[2]其中的歌德自是郭沫若。事后出版的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也被田汉称为“中国的《少年维持之烦恼》”。 青年时代的郭沫若真正被歌德身上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征服了，在他的潜意识中，是真要以歌德自诩的了。歌德的进取和创造精神伴随着他的革命人生，直到盛年的1947年，他还翻译了集中体现歌德精神的《浮士德》第二部。 在他年近80的暮年时候，他又想起了歌德，那就是在《李白与杜甫》中用恩格斯对歌德的评论来为自己对“中国的庸人气味”的批判张本。这一次，郭沫若在歌德身上看见的已不是在青年时代让他倾慕的伟大的一面，而是被恩格斯指出的庸俗气的一面了。 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日子，这个被他批判过的歌德却又一次同他联系在一起。那是1978年的5月下旬，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正在召开，由于久病虚弱，身为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为不能亲临大会而深感惋惜。6月3日，周扬到医院向他转达与会同志的问候和祝愿，并且说：“您是歌德，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大家都期望您早日恢复健康，重新领着我们前进!”听了周扬的话，郭沫若笑了笑幽默地说：“我是什么国宝，我是‘郭宝’；你做了很多工作，我没有做什么工作，很惭愧。”[1](P486)此时的郭沫若心中的歌德已经是一个被革命批判一分为二的歌德，面对周扬以歌德相喻的推重，他的心中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在他的“笑了笑”中，当有难以言喻的内涵。仅仅两天之后，郭沫若就去世了。 是啊，他就是歌德，“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像歌德一样，郭沫若也是同时在科学和文艺两个领域里都作出了卓越成就的旷世天才，都是以自己狂飙突进的诗歌推动了时代潮流的伟大诗人。也像恩格斯所分析的歌德一样，他也具有某些庸俗气，而且也与歌德有着类似的历史根源。当然，比起那个当过魏玛公国枢密大臣的歌德来，郭沫若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了歌德的政治作为。同时，他还以对“中国的庸人气味”的批判所表现出的“涅槃精神”而在思想上超越了歌德。面对这两个处在似与不似之间的东方的和西方的人格标本，我们在感慨之余不能不深长思之：郭沫若为什么能在生命的暮年批判庸俗气而又不能真正摆脱这些庸俗气，想超越歌德而又未能真正如愿呢?探究其中缘由，必然会给人许多启示。 二、坚持终身的好恶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 郭沫若把自己的学术绝笔定位于对“中国的庸人气味”的批判，应该是有他自己的标准。那么，他所持的标准是怎样的呢?从他对李白和杜甫身上的庸俗气所作的批评看，他把矛头直指他们的忠君思想、门阀观念等，其基本内涵就是屈从于封建等级制度的奴性。在他看来，与这种奴性对立的就是人民本位的立场；在封建社会里，只有站在被统治的因而必然与君主相对立的人民立场上的人才由于超越了这种奴性而不致陷于庸俗。这样的人之所以不庸俗，是因为他们的人格没有被弥漫于全社会的奴气所淹没而能特立独行，坚持独立的人格，张扬一己的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