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4)01-0001-05 《暗示》2002年初出版以来，报刊和网上的评论很多。我读到的约二十余篇，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发表在《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读书》、《文学评论》、《视界》等刊物和《文汇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南方都市报》等报纸上。肯定还有不少没有读到的。另外，也读到作家本人对《暗示》的多篇访谈。之所以找这么些材料来读，主要不是出于“当代文学研究”的“职业”上的缘由，大半是为了我在读《暗示》时产生的困惑。经过这些阅读，原先的许多疑惑得以解决，当然，又产生若干新的疑问。 我的这篇“读后感”要提到的《暗示》批评文章，主要是下面这几篇： 南帆：《文明的悖论》(《文艺争鸣》2003/1) 汪政：《语言内外》(《文艺争鸣》2003/1) 贾梦玮：《温暖的思想》(《文艺争鸣》2003/1) 余杰：《拼贴的印象，疲惫的中年》(《文艺争鸣》2003/1) 陈村：《印象点击：<暗示>》(《当代作家评论》2003/1) 吴俊：《<暗示>的文体意识形态》(《当代作家评论》2003/3) 洪治纲：《具象：秘密交流或永恒的悖论》(《当代作家评论》2003/3) 芳菲：《一次健康精神运动的肇始》(《当代作家评论》2003/3) 董之林：《逃离“语言”的魔障》(《视界》第10辑，2003/5) 徐葆耕：《让血性冲破牢笼》(《读书》2003/3) 李陀：《给台湾版<暗示>的序言》 蔡翔：《日常生活：退守还是重新出发》(《文学评论》2004/4) 旷新年：《小说的精神》(《文学评论》2004/4) 为了行文的方便，在引用这些文章时，将不一一注明出处，只在引文后面用括号注明作者的名姓。 《暗示》的批评文章，首先涉及的问题是“文体”。在并不深奥的层面上，它最受注意，也最容易引起争议。批评家关注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 尽管有的批评家认为《暗示》“是什么”无关紧要，“什么小说不小说的是一种无奈的分类，是为偷懒而找的归属”(陈村)；“纠缠”于是不是小说的讨论，“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蔡翔)；作者本人也在多处地方强调“文无定法，小说会有很多方式，各有发展空间”，“形式可以因题材而异，因思想与情感的表达需要而异”。但是多数批评家还是不愿放过这个问题。原因并不纯粹是“学院式”的咬文嚼字，而牵涉到作者试图“表达”何种“思想感情”与如何表达，也牵涉到读者如何阅读与从中能读到什么的问题。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批评家发现了《暗示》的“文体”问题在当前“文学危机”中的价值。“先锋文学被招安之后，小说变得十分良家妇女”(陈村)；与“良家妇女”划清界线，原本就是作家刻意的“预谋”(李陀)。《暗示》的不那么低眉眼顺，正好被用来强调相对于其他文类小说的“不正经”，鼓动这个“恶毒的精灵”继续“罔顾一切‘王法’”，“拆除文学秩序和社会结构的等级鸿沟，在一切固定的文学体裁和社会区域之间引起骚动和叛乱”(旷新年)。这样，“文体”边界的打破，就被放置在“克服知识危机的层面”(汪政)上来讨论，并期望由此来“辨证出对现代性‘召唤’的认同或者拒绝的不同态度”(蔡翔)。 当然，具体说到《暗示》究竟“是什么”，不同文章有不同理解，有时同一文章也经常出现判断上的犹豫(董之林：“这难道是长篇小说吗?但《暗示》仍然是一部题旨鲜明、描写出色的小说”)。据有限的了解，大概有这样的说法：长篇小说(《暗示》版权页标明)；长篇笔记小说；实验性的不完全意义的小说；思辨型小说；一种崭新的小说——这些“答案”都沿着与传统意义的“小说”的关系展开。另一种判定思路，则倾向于当成“散文”及其“变种”，与此相关的说法有：随笔；长篇叙事随笔；长篇札记等等。看来，是“不会有多少人把《暗示》作为一部理论书来读”(蔡翔)。其实不然。不仅有《暗示》“完全不像小说，……有一点像学术著作”(王晓明)的意见，而且有论者更明确指认它就是一部“理论作品”，或“叙事性的理论作品”(徐葆耕、李陀)。主张者还都“暗示”，虽然也可以将它读作小说，这样的话可能会漏掉其中的深意，降低其价值。 文类的“名分”自然由语言符号构造，属于《暗示》要质疑的范围。但是批评却仍无法完全绕开。主要还不是文学史归类上的考虑，而在我们将如何进入和阐释文本。漫长的文类史和阅读史已构造了层层叠叠的写作、阅读的“成规”网络，写作与阅读的“骚动和反叛”，既针对这一“网络”，但也以它为前提。同样，在面对“反叛”的对象时，批评也经受考验。在上述文章中，认为它是长篇小说的，便会在《暗示》中颇感为难地寻找、整理小说的“核心要素”，如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等；这时，人物、故事在《暗示》中是具有独立意义存在的功能单位(董之林)。认为它是“理论作品”的，则大体上把其中的“人物”、情景等具象描述，看作是“理论”的“源泉”或佐证，承担的是“确保言说的原生型和有效的信息量”的作用。他们放弃了传统小说分析的手段，其努力方向是紧张、也略感窘迫地从整体上理出《暗示》的逻辑框架(李陀)，指认它所取得的前沿性的理论成果(徐葆耕)。至于那些把《暗示》当作随笔、小品看待的，自然不会花许多功夫去研究整体结构，也不会去探讨人物和故事。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没有重心的文本”，书中的一百多节“没有形成一个叙事的整体结构”；“摊开”的是“生活的诸多片断”，“它们分别是历史、记忆、分析性言论、小故事、想象、比较、考证、引经据典、人物速写、等等”(南帆)。他们的阅读，主要是发现这些片断中思想、情感的“熠熠的光”…… 一个文本可以从“南辕北辙”的方向来阅读，且都有合理的发现，无论如何是幸运的。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既说明了文本的丰富性与创造力，也表明了阐释活动拥有开阔的空间。如果退一步的话，这一现象则又有两方面可以讨论。一是“反叛”的文体肯定要侵犯、突破原来的“边界”；且“边界”原本也不是一条分明清晰的鸿沟，而是有模糊地带的光谱(卡岗《艺术形态学》)。不过，谈论问题总不能完全离开界限。《暗示》在多大程度上还可以放在“小说”(即使是“反叛”的)中对待?另一是批评在阐释思路、工具、尺度上的尴尬。尴尬也是批评的“性格”，是文学史上“不断面临的问题”。当元杂剧在上世纪初被批评家发现和被文学史接纳，当新诗作为一种“反叛”的文体出现，当鲁迅式的杂文开始被看作是“文学”(到了50年代，这个问题仍存在争议)，当《兄妹开荒》、《白毛女》在延安诞生，当“新诗潮”在80年代涌动……面对新的对象，都会出现批评的尴尬；批评面临依凭的成规和使用的方法的调整、更新的难题。这种“难题”，有的经过几十年了，也不能说解决得很有成效。比如对杂剧，对中国古典戏曲的批评，比如对“杂文”的分析等等，就是这样。这回，遇到《暗示》，会有更大的困难。还不只是这一变异的“文体”难以把握，问题是相类的实验并未形成如80年代“先锋小说”那样的“气候”。单独的异类文本缺乏同类的比照，即使颇有才情的批评家，有时也会难以辨识而莫衷一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