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十七年”文学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文学。我们应该看到，在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甚至还比较脆弱的情况下，要求承担着生产关系再生产任务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化其职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阿尔都塞说过：“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在其中行使自己的霸权的话，那么它的统治就不会持久。”(注：[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李讯译，《当代电影》1987年3，4期。)福科也曾指出过话语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以及其它社会中，有多样的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机体中去，构成社会机体的特征，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注：[法]福科：《权力的眼睛——福科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228页。)“十七年”文学从总体上表现出在一种政治化的语境规约下把政权意识形态话语转化为文学话语的努力，显然，这种努力过了度，给中国文学的生态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本文探讨的个性色彩淡化，非理性的被压抑，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早为文学研究者所注意，但我认为，对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与主流文学观念、思维方式，特别是与新文化、传统文化的关系还缺乏足够深入的揭示。 个性与战争文化 由于片面强调文学的功用，把文学看作是特定的集体事业的一部分，使作家的自我受到压抑，作品的个性色彩淡化。 早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的时候，郭沫若等人就批判了五四文学中的个人主义，他们往往是把“个人主义”与“个性”混同在一起。殷夫在他的诗歌中写道：“我已不是我，我的心合着大群燃烧。”(注：殷夫：《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殷夫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7月版。)这种对自我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作品的面貌。不仅作家的个性表现犯忌讳，甚至作品中人物的个性也不受欢迎。蒋光慈主张：“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注：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1928年2月《太阳月刊》2号。)“左联”时期，一些作家不写个别的英雄人物，而写英雄的群体。有的剧本没有人物的名字，只以甲、乙、丙、丁来代替。 淡化作家的个性倾向在1942年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更加突出。郭小川在作于1957年9月的《关于<致青年公民>的几点说明》(注：《致青年公民》，作家出版社1957年12月版。)说： 有些同志向我提出问题：在你的诗里，为什么用那么多的“我”字，干吗突出你自己呢?这个问题，也使我想了很多，前几首《致青年公民》中，曾有过“我号召你们”、“我指望你们”的句子，实在是口气过大，所以，在以后的几首中，我就改正了。但，我要说明的是：我所用的“我”，只不过一个代名词，类如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实在不是真的我，诗中所表述，“我”的经历、“我”的思想和情绪，也绝不完全是我自己的。我现在还不敢肯定，这样的看法是否恰当…… 从上面郭小川的话里，我们至少可以读出以下几层意思：他所用的“我”并非真正地指他自己，而是“我们”，是集体的代名词；即便如此，他也是不自信的；他的做法受到了质问。其实不仅诗歌，这种自我的缺席还非常明显地见诸当代散文、小说等文体的话语方式，甚至电影、绘画、音乐等其它艺术门类的艺术表现。譬如散文本来是最能见出作家人格和个性的文体，但在“十七年”散文中，作家自我的能见度降到了最低。在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中也有“我”，但这个“我”已不是有血有肉的作家个人，而是大我——集体的代名词。1961年有三篇以樱花为题的著名散文：冰心的《樱花赞》、杨朔的《樱花雨》、刘白羽的《樱花》(原名《樱花漫记》)。这几篇散文都是这年春天他们访日后所作。樱花美而易落，开得绚烂，谢得迅速，日本文人从中感到了人生的短暂，所以樱花在日本文化里有一种凄清的美。但三个中国作家都赋予了樱花热烈的色彩。他们都写了日本人民罢工、游行之类的斗争，写了日本人民对美军占领或美国文化的反抗。三个作家阅历、个性迥乎不同，甚至还存在着性别的差异，但在构思和选材上都表现出了不应有的雷同。究其原因，他们都是戴着阶级斗争和国际斗争的眼镜来看日本战后的社会现实的。刘白羽写了他在去日本看樱花之前的心理：“在今天我到底怀着怎样的心情去日本看樱花才合宜呢?”不是先去看，而是先想到戴一副什么样的眼镜去看。 这就要追根到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主要是由救亡图存的外在动力促发的，文学观念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这种文学观念后来又在长期的战争岁月里深受战争功利主义的影响，其功利性被进一步强化。郭小川的话让我想起了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的一段文字—— 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一再发现，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的，但是他一旦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经过，他们进进出出别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无数地方的情况；但是这些事情对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却造成了报道的困难。(注：[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斯诺文集》2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107，1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