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读40年代延安《解放日报》、《草叶》、《谷雨》等报刊，可以清晰地发现，“小资产阶级”及其相关语汇，几乎是评说延安文艺和整个文艺问题时，出现频率最高使用密度最大的一种表述，如小资产阶级作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情调、小资产阶级出身、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小资产阶级文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学，等等，我姑且将它们笼括为“小资”话语。(注：“话语”(discours)的概念，首先由结构主义文论家提出来。1966年，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T·托多罗夫《文学叙事的范畴》提出用“故事”(historie)和“话语”(discours)两个概念来区分叙事作品的素材和表达方式。1972年，法国的G·热奈特《叙事话语》发挥了托多罗夫的观点，分析了“话语”的范畴：时态、语式、语态。大体而言，结构主义叙事学里的“话语”主要指叙事文本的言语表述方式。此后，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概念又扩大和延展了结构主义文论有关该词的内涵，它包含了言语自身和构成言语的诸多因素，特别注重“话语”与构成整个社会文化符号之间的关系，即，主要回答话语如何产生以及话语的功能的问题。因而福柯的“话语”观被归类为后结构主义叙事学文论。 本文的“小资话语”，主要在三个层面上来使用：第一，“小资产阶级”的言语表述和相关指称；第二，表述对象与表述主体，即“谁”在说什么涵义的“小资”；第三，“小资”语汇运作流通的情形。)那么，“小资”话语在当时主要意指了什么?它们在延安文坛究竟以怎样的形式被使用、在流通?它们怎样影响、规范着延安文人的心理情绪并导致其思想创作文学批评的变化，进而形成延安文艺的区域性阶段性的特点?这些是研究延安文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一、王实味的文学思想与批判王实味风潮中的“小资”话语 延安文坛的“小资”话语使用率猛然剧增，是从1942年3月批判王实味风潮时开始的。为了较为恰切地说明王实味自己的文学思想与当时批评界对他所概括的“小资”思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先用一些笔墨来描述王实味事件以及王实味的文学思想理路。 1942年王实味受批判，(注：毋庸赘言，“王实味事件”直接影响到延安整风运动以及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变化、文艺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它对延安当时以及此后的文人和其他类知识分子的思想、心理、情感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显、隐影响。在我看来，“王实味事件”包含了几个层面的问题。1.政治方面的问题。王实味当时被判定的“顶级罪”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等，共产党曾不断地致力于“锄奸”、“审干”工作。2.思想方面的问题。王实味事件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批判王实味来批判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整风的主要目标之一。3.不同文学观念的冲突以及代表这些观念的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较量，即文化人的文学观念和党政军人对文学的要求所构成的冲突，是形成“王实味事件”的重要原因。4.文人自身的文学观念和文化道德的问题。此外，王实味事件还有一些偶然性、个人性的因素。这些不同层面的问题交叉混杂在一起，酿成延安文化界的一大风波。)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被认为刻绘了“黑暗丑恶病态”的延安，“把‘自己的阵营’画成已经同流合污，画成黑暗，画成阴森可怕!”(注：周文：《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两篇短短的文章，“足足写了几十个‘肮脏’‘黑暗’，随处散布着灰色的字句……对于延安，则更找尽了一切不好的形容词：‘寂寞’，‘单调’，‘枯燥’，‘污秽’，‘丑恶’，‘包脓裹血’，‘冷淡’，‘漠不关心’，‘升平气象’，‘自私自利’，甚而至于‘陷于疯狂’，把作为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延安，写成了‘人间地狱’”。(注：艾青：《现实不容歪曲》，《解放日报》，1942年6月24日。) 在这里，我不想如90年代以来某些论文从“真实论”角度出发，来为王实味辩护，我首先关注的是，王实味极力凸显、描写“社会黑暗”的心理原因和他自己思想的内在逻辑。 王实味因其个人的成长经历和生活感受，对“社会”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他把社会笼统地概括为“黑暗”，而且这种看法一以贯之。他的父亲王言炳举人以私塾先生为职，家道清贫。王实味中学毕业后，想报考大学，却因家境困顿而选择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来又由于家庭经济不支而中途辍学，只得到驻马店做邮务生。贫富不均给心性颇高、学业出众的王实味烙下了深深的心灵创痛。192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后创作的自传体中篇小说《休息》留下了他这一时期的精神印记。(注：参见黄昌勇《王实味传》第二章《前清举人的儿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22页。) 《休息》主要由秋涵写给实薇的十一封信组成。(注：本文所引用的王实味作品的文字，均出自朱鸿召编选的《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秋涵自命为时代“觉悟的青年”，嗜读新文化刊物(小说三次提到他阅读《创造周报》，另外有《东方杂志》)。在将近4万字的篇幅里，叙述者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倾诉着自己中途辍学、初涉社会时种种驳杂的思想情绪。作品反复渲染、时时出现且贯穿全篇的“最强音”，是对社会黑暗乃至对整个社会的仇恨和诅咒情绪：因为没钱被迫废学而表达对社会不公平的愤怒，因为邮政组织行政的“阶级森严”、薪金制度的差别而“痛恨切齿气愤填膺”。主人公对生活种种不如意的现象特别敏感细腻，特别容易情绪波动并燃烧起“蓬勃的心火”。他眼中的“国体”“千疮百孔”，“内忧外患奄奄一息”，他看到的民众“蝇营狗苟醉生梦死”。他简直是用“黑暗”的眼睛在看社会：“在我们这病入膏肓的中国，什么事不是包脓裹血乌烟瘴气呵!”主人公也说到邮局某些人曾给予他生活的温情、亲人给了他“爱”，但从作品全部的谈吐来看，这些温情、关爱，并没有改变他的社会“黑暗”论，反而更凸显了他对“人的爱”的向往，加剧了他“灵魂枯焦的精神上的痛苦”。在个人与社会这两者的关系上，主人公的自我定位是：做一个“勇敢的人生战士”与社会“搏斗”，“复仇!复仇!我们要复仇!打它个落花流水，重新建设我们理想的世界!” 与《休息》所表达的“社会黑暗—反抗复仇”的思想情绪相似，王实味另外两个短篇小说《小长儿与罐头荔枝》、《毁灭的精神》也通过叙述者的干预性叙述，鲜明地表达出对贫富不均的等级制度的痛恨，对贫苦人悲惨生活的愤怒，并且安排了主人公反抗的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