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史的叙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啻是新文学以胜利者姿态所进行的自我叙述，是一个不断地将自身记忆完整化、经典化的展开过程。当我们进入那段历史叙事的时候，往往会发现：像《新青年》、文学研究会乃至创造社这样的团体和组织，总是定位清晰、形象鲜明、细节生动；而一些身处光圈外缘的文学流派和群体，则如同“雾里看花”，面目模糊，语焉不详。其中的“新月派”，在新文学史的不断建构中，曾经几乎被抽象、固化成了一个不那么受人欢迎的专用名词。本文试图通过钩沉和辑录散见于若干种旧报纸期刊、传记年谱、出版史料、文坛史话，以及公开或未公开发表的私人信函和日记中的线索与信息，连缀并缝合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谓“新月派”这一群文学青年当日的活动场景：他们的结社交谊、办刊甘苦，勾勒出他们进入新文坛的轨迹，体味他们的梦想与冲动、尝试与谋略、兴奋与失落…… 《诗镌》之前的一次短暂相遇 1922年，对于刚刚略具雏形的中国新文坛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后于文学研究会半年成立的创造社，这时已经以《创造季刊》为阵地，向文学研究会发起了反“垄断”的挑战，造成了新文坛上的热闹局面，开始引起文学青年的同情和追随。这一年，25岁的徐志摩欧游归来，写作新诗之余，还开始在《改造》月刊、《努力周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才名极甚。这一年，23岁的闻一多和20岁的梁实秋还是默默无名的文学青年。他们与校友吴景超、顾毓琇(一樵)、饶孟侃(子离)等人组织了“清华文学社”，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诗文，互相唱和，然而在清华之外还谈不到有多少影响。这一年的年底，梁实秋代表清华文学社邀请徐志摩演讲。然而，徐志摩用英语宣读题为《艺术与人生》的讲稿，让慕名而来的听众大失所望。 这一事件使人感兴趣的是：如果说清华文学社的学生们只是因为演讲方式而对徐志摩的讲演不感兴趣，那么为什么梁实秋在仔细阅读了刊登在《创造季刊》上的原文之后，仍然对徐的见解不以为然，并未产生任何共鸣?然而在短短的三年之后，他为何却与当时在座的其他几位清华文学社成员一起与徐志摩再次相遇，先后共同创办了数种刊物并维持了长期的文学交谊，形成了文学史中所谓的“新月派”?这背后的原因何在?答案恐怕与闻一多有关。在清华文学社里，因为年龄和才艺学养的关系，闻一多是被周围的一群文学青年视为老大哥的。他对这一群文学青年的文学趣味和观念产生着绝大的影响力。(注：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曾回忆说：“在清华园里，他是大家公认的文艺方面的老大哥。……每人有新的诗作都拿来给他看，他也毫不客气的批评。很多人都受到他的鼓励，我想受到鼓励最多的我应该算一个。”(《梁实秋怀人丛录》86页))甚至在他出国之后的一年间，仍然通过通信和投稿左右着清华文学社的办刊策略和文学活动。(注：仅从《闻一多书信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来看，1922年6月至1923年6月，闻一多致梁实秋、吴景超等清华文学社社友的信件就多达27封，内容多为阐述自己的文学见解与指导清华文学社办刊、组稿事。)徐志摩的传记作者梁锡华也认为“因为志摩否定中国，高举西洋，而那班听者是颇受闻一多这位老大哥影响的清华文学社同人，他们对讲者的话，是不会无条件接受的”。(注：梁锡华：《徐志摩新传》55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如果深入分析下去，只是“否定中国、高举西洋”，还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当时的闻一多虽然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情怀、关心现实政治的文学青年，但是在文艺主张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唯美派”，是竭力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而徐志摩这篇《艺术与人生》的主要观点是：艺术是人生的反映，人生为艺术负责。他认为中国现在没有艺术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真正充实的生活，有了充实深刻的人生体验，艺术便会随之自然产生。徐志摩有关艺术与人生的看法与闻一多的文学观念是有根本抵触的，其论调大致还是受欧游之前胡适与《新青年》的影响，也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主张相当接近。这篇文章虽然通过郁达夫发表在《创造季刊》上，但是与创造社的主张却并非同气相求，所以编辑成仿吾在文末的附言也就客套而空泛。而一个月之后，成仿吾在《创造周报》第四号上公开表态要与徐志摩决裂的事件，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徐志摩当时的文学见解和旨趣之近于文学研究会。(注：详见《创造周报》4号(1923年6月3日)上成仿吾致徐志摩的公开信。)在与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交往与周旋中，善于平衡的徐志摩最终不得不倒向了文学研究会。(注：据赵遐秋《徐志摩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10页所载，1923年夏天，徐志摩正式加入文学研究会。会员登记表的编号是93号，列名徐章垿。此事不见载于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上海：自印本，1949)。)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篇反映当时徐志摩艺术认识和倾向的长论，其观点与后来“新月派”的主张，可谓大相径庭。在此文中，徐氏不仅认定艺术是为人生的，而且对中国固有的音乐、绘画、诗歌、戏剧、建筑和舞蹈全体做了极端否定性的评价。尤其认为国剧相对于西方悲剧，不过是插科打诨；中国诗的传统则极端缺乏想像力，令人厌恶失望。而我们对于“新月派”所提倡的格律理论和国剧运动的印象，相当部分也是来自徐志摩亲自捉刀的《诗刊弁言》、《剧刊始业》、《新月的态度》等被公认为是“新月派”文艺宣言的文章。那么，这一巨大的转变如何解释?合理的解释似乎是，徐志摩后来代表“新月”发表的文艺宣言未必完全是他自己的想法。换句话说，徐志摩在“新月”时代的文学思想，受到了以闻一多为代表的前清华文学社的“新月”同人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徐志摩本人也有所披露。(注：徐志摩在《猛虎集·自序》中说：“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徐志摩选集》301～30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也就是说，日后所谓“新月派”的文学观念和理想更多的是以闻一多等人的文学主张为蓝本的。与徐氏相比，闻一多文学主张的发展脉络似乎更具逻辑性和连贯性。 既然如此，那么考察徐志摩领导下早期“新月社”的活动，就远没有考察闻一多等文学青年结社办刊的尝试和文学思想的演变来得重要了。因为对于后来的“新月派”来说，这才是所谓故事的缘起和发展主线。 “与《创造》双雄并峙”(注：闻一多《致文学社社友》(1922年10月27日)：“我看倒不如取消丛书之议，将其材料并入杂志而扩充杂志为季刊，以与《创造》并峙称雄……”，《闻一多书信选集》89～90页。)的野心及几次早期尝试 与已经在文坛上出名的徐志摩的遭际不同，闻一多、梁实秋这两位尚未成名的文学青年很快就成了创造社忠实的读者和热情的追随者。 1922年7月29日，在横渡太平洋赴美求学的轮船上，感慨万端的闻一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郭沫若的《密桑索罗普之夜歌》。也就是在这一天，他读到了《创造季刊》的创刊号。(注：参见闻一多《致吴景超、顾毓琇、翟毅夫、梁实秋》(1922年7月29日)，《清华周刊》251期(1922年9月23日)。)此后，创造社的刊物成了这位留学生在异国他乡最重要的精神食粮。(注：彼时，闻一多在家信中屡次索要创造社刊物。如《致父母亲》(1923年1月14日)：“《创造》望驷弟补寄来，其余杂志永远停止寄阅。”又如《致家人》(1923年5月7日)：“《创造》第五期应已出版，望亦按时寄来为要。”甚至有一次因为弟弟闻家驷将《创造》寄迟而大发脾气：“前函称《创造》2卷1号已出版，何以至今不见寄来?我嘱你办的只此一事，尚不能应时照办乎?……你若再忘办此事，则我将直接寄钱与书局订购，但我想该不致必出于此举!……2卷1号确火速寄来，千万、千万、千万!”(《致闻家驷》，1923年6月14日)，《闻一多书信选集》117、150、157页。)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对正在写作新诗的闻一多产生了相当的震动。当时闻一多曾在给友人顾毓琇的信中这样剖白自己：“我生平服膺《女神》几于五体投地，这种观念，实受郭君的人格之影响最大。”(注：引自闻一多《致梁实秋》(1922年6月22日)中的附信，《闻一多书信选集》34～35页。)而半年之后，他在致梁实秋的另一封信中的表达更为热烈：“《密勒氏评论》不是征选中国现代十二大人物吗?……我立即剪下了一张票格替郭君投了一票，本想付邮，后查出到中国时选举该截止了，所以没有寄去。本来我们文学界的人不必同军阀、政客、财主去比长较短，因为这是没有比较的。但那一个动作足以见我对于此人的敬佩了。”(注：闻一多：《致梁实秋》(1922年12月26日)，《闻一多书信选集》103页。)他还曾这样描述郭沫若对自己诗歌风格的潜移默化：“我近来的作风有些变更，从前受实秋的影响专求秀丽，如《春之首章》、《春之末章》等诗便是。现在则渐趋雄浑、沈劲，有些像沫若。你将来读《园内》时，便可见出。”(注：闻一多：《致闻家驷》(1923年3月25日)，《闻一多书信选集》145页。)表达这种爱慕敬佩之情的高潮，就是闻一多以赞美郭沫若诗集的《<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对“创造社”的主动投书。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大赞郭沫若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注：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4号，1923年6月3日。)果然，文章立即为《创造周报》所采用，并由此引出了闻一多与创造社诸人的一段交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