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630(2004)01-0010-05 1985年，是以其“文化热”而载入中国当代文化史文学史的。“文化热”一经出现，便迅疾席卷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时隔近20年之后，我们再来追溯其深广的世界与中国的背景，是十分必要的，对于今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的“文化热”是深受欧美业已流行起来的文化研究的影响而勃兴起来的。1985年，美国学者杰姆逊对北大的访问，使欧美流行的文化研究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欧美的文化研究，贯穿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特征，体现了后现代性的诸种诉求，它企图从整体上解构以往的人文学说，诚如美国学者哈桑指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的“不确定性”与“内在性”。所谓不确定性，即含混、不连续性、异端、多元性、随意性、变态、变形、反创造、分裂、解构、离位、差异、分离、解定义、解秘、解合法化，等等。所谓内在性，即强调人的心灵的能力，通过符号来概括他自身，通过抽象对自身产生作用，通过散布、传播、交流来表现他的智性倾向[1]。于是，历史与虚构可以混同，历史的真实可以被创造，而真正的历史则成了无数个偶然事件。追溯文化研究的源头，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还是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它们研究的出发点都不在于纯粹学术和知识的趣味，而更多的是对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的敏感与回应，这种精神在文化研究的整个发展历程中一以贯之。因此，文化研究通过文学艺术、大众文化、城市文化、影视文化等，探讨政治、种族、妇女问题以及文化新潮等各种现象，并以此作为切入点，关注当今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等，体现着后现代性的文化特征。 一 在随后兴起的我国文化研究中，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文化研究，在其初始阶段还只是占了整个文化研究的一小部分。因为我国整体上的文化研究，其主导倾向还是诉诸于现代性。即出自对自己民族现代化历程的反思，对建构现代民族精神的强烈欲求的迫切愿望。但是当欧美文化研究从第一世界输入到第三世界，并大规模输入到我国时，便如骤雨般对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我们看到，在很短时间内，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女权主义、种族理论风靡了我国理论界，并且扩大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对于西方文论与文学批评方法的引进在1987年达到了颠峰，以至于文学史家将1985年视为“文化热”“方法热”年。西方后现代主义各种批评方法的介入，大大拓宽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视野，虽然批评家们蜂拥而至的对各种各样的“新方法”的接受和实验在开始时多少有些浮光掠影，但是，正如有人所言：“新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实绩虽然不像先前预计的那样鼓舞人心，但拉开一点时间距离，它的历史意义便逐步显露出来。它拓展了文艺批评的思维空间，促进了批评家思维方式的变革。”[2]的确，文化学批评方法在中国大陆的兴起，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冲击，可以说是空前的，它不仅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思维空间，改变了以往固有的思维模式，而且也从整体上冲破了单一狭隘的创作和批评视阈，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具体表现为：第一，彻底打破了以往由单一的社会学批评模式所形成的研究格局的僵化，使那些过去在阶级斗争尺度或政治标准内被贬抑、被冷落甚至被批判的作家作品在“文化”的视界内重新得到评价，甚至于很高的评价，并发现了他们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对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作品的研究，就有了明显的转机和突破。第二，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面貌，在“文化”视野内，使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变得丰富、生动、复杂起来，社会政治学范畴内的单一的文学史格局被彻底掀毁，呈现出立体化、多元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形态。如对3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成就进行了重新估价，使左翼文学占据主流地位，统治文学史的现象遭到质疑，也使左翼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逐步得到清理。1994年，在王一川等合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小说大师文库”的排名中，茅盾被排除在外，由金庸取而代之位居第四，这种排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究竟如何，尚且值得怀疑，但其对现代著名作家的这种定位显然是“文化”研究的结果。另外，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了对“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对柳青及其作品的重新评价等，有人从赵树理的创作思想、审美理想的来源方面，否定了赵树理创作的艺术价值和“赵树理方向”发展的时代进步性，认为“赵树理方向”实际上包括内容上的“问题小说论”和艺术上的“民间文学正统论”两部分，前者主要是指赵树理“在文学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功利主义者，他“把文学当作一种为农村现实政治服务的特殊工具”；认为对“赵树理方向”的肯定和过多的阐释、提升，“显露了新中国整个文学界，尤其是文艺理论界的精神的萎缩”[3]。这种研究态势，不仅还历史的面目，也更接近于作家本身的创作实际。第三，“文化”批评带来了整体批评观念的大变化，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思路和视野变得空前活跃和开阔起来，尤其是“重写文学史”、重新看待民族历史、民族性和民族精神等问题的提出，把文学史研究从那种仅仅拘泥于政治学范畴的狭隘的研究思路中解脱出来，使富于个性化的多元学术研究取代了那种只为政治服务的声音，出现了多种类型和版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如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这些著作不再按照革命史的话语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对原来现代文学史上的各种结论也重新进行审视。而且，在研究文学的过程中，又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畴，而是把文学研究同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紧密地联系起来，“文化热”所带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冲动和忧患感、使命意识等也成为空前的景观。第四，“文化学”研究的宏大气魄及其开阔丰富的兼容性又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及研究领域对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全新认识，它甚至可以把中国当代文学史、学术史、批评史划分为明显的阶段，这从1985年底以后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它同时对中国文学史、学术史、批评史等诸多学科的变革无疑意义深远。第五，文化研究对文学的流通和消费过程的研究，极大地刺激了大众文化(包括电视、电影、书报杂志、电子媒体等)、通俗文学的兴起和发展，许多文学现象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事件，而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仅就对鲁迅的研究而言，从80年代中期一直到90年代，在“文化学”研究的视野内，运用精神分析、形式批评、存在主义、叙述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阐释学等方法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和分析中，就可以发现许多重大的推进和突破。像以往对《阿Q正传》的解读，多用传统的社会学方法，强调的是小说对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思想毒害的描写，由此去阐明它的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意义。但是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就发现了阿Q实际遭受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迫和剥夺，身处生存与性的双重困境当中。他的性苦闷、性压抑、性变态、性意识的萌动和初醒，构成了他悲剧命运和人性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大大深化了对阿Q性格世界和悲剧意义的认识。同样，用接受美学的方法分析近一个世纪以来对鲁迅及其创作接受的程度、重点、特点和规律，不仅可以考察中国多种类型的读者，还观照外国多种类型读者在不同时期对鲁迅的接受和评价，这就极大地克服了过去孤立片面研究鲁迅及其作品的狭隘性，使鲁迅研究走向更加宏阔的富有生命力的新境界。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经济观念的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信仰追求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旧观念的冲突必然带来一场文化观念的变革，促使人们从更深的层面上去进行自我的寻找和反思。1985年的“文化热”应该是反思与寻找新思潮的一次深化。于是，如何认识、估价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以求在文化反思中寻找更加适应改革开放与重新塑造民族灵魂的新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就成为了“文化热”中的热点。“寻根文学”就是在“文化热”背景下产生的一股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潮流。表面上看来，“寻根文学”极大地提升了文学的美学价值，但“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们是高举着“文化寻根”的大旗，实现他们对现实文化批判的目的。从那时起，由于主体意识的强化，作家们开始把对自我、本我的探寻，对人的考察从文学的社会学视角转向了文化视角。它显示着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换，使本土文学有了走向世界的可能。而与创作同步的文化视角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的确又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全新的窗口，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对于文学的新的诠释，扫除了过去文学史研究中留下的许多空白区和诸多困惑点。像沈从文这样一颗长期孤独的灵魂及其不被关注的文学艺术世界，正是在大文化背景和视野的审视下，才被重新照亮，并且从边城走向世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中期开始的“沈从文热”当中，研究者们尝试将严格的政治界限与文化的意义和创作的价值区别开来，并努力架设起一座沈从文与世界文学之间的桥梁，由此开辟了沈从文研究的新领域。对于沈从文文学创作，有论者认为“他构筑的文学世界突出地体现了文学作为文化心理的象征性表现的特征。他对中国现代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独特思考，并着重从文化心理的广阔层面上进行发掘，以显示自己的审美追求及价值取向，构成了沈从文文学生涯的整体走向”[4]。“沈从文正是在对‘都市文化’、‘乡土文化’进行双重批判的基础上重构他新的文化观的”[5]。很多研究者对沈从文与外国文学、外国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挖掘出沈从文的艺术发现中带有的某些世界文学中共同性的主题，使沈从文创作的特征和文学价值逐步展示在世界文学的视野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