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已形成这样的共识：中国现代新文学既由现代启蒙运动所力倡的“文学革命”开其端，而其发展又紧随现代启蒙历史命运的沉浮而变化。应该说，这种看法在由启蒙立场所展开的特定视域中，确实揭示了历史的某种真相和规律，也有其合理性。但是，它却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变动性，也忽略了“文学”与“文化”等概念与内涵的差异性，更忽略了用现代的思想观念重新审视研究对象。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的重中之重和症结所在，五四启蒙运动与五四文学以及二者的关系至为重要，不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中国现代新文学研究就很难有根本性突破。 一 包括“文学革命”在内的五四启蒙运动，对中国文学现代变革的开辟之功及其对嗣后整个发展过程的深刻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其中，它最主要的作用还在于：对现代知识型“历史主体”的塑造，为这一“历史主体”提供了自我调适和发展的内在可能性和极具张力的精神场域。 在中国历史的现代转型中，五四启蒙运动是十分重要的环节，而对文学变革来说，它又是启动其发生的不可或缺的特定历史方式。关于它的基本历史属性即启蒙性，早已由该时期的文化先驱作了科学的理性阐明。而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过去后，这一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曾在许多场合发表意见，称它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注：1935年1月4日在香港大学演讲时，记录稿的题目是《中国文艺复兴》；1961年1月10日在台北中山路美军军官眷属俱乐部的英文演讲，中文译题为《四十年来的文学革命》，其中说：“这一运动——一般称为文学革命，但是我个人愿意将它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并将之作为对新文化运动、新思潮运动、文学革命运动的统称。这一概括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布克哈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曾作过精辟的分析：“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3页。)他还指出，文艺复兴的一项“尤为伟大的成就”，就在于“它首先认识和揭示了丰满的完整的人性”(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02页。)，即对于“人”的发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人实现为“精神的个体”的努力与自信，对人的感性生存大胆予以肯定，使众多诗人、作家、艺术家蓬勃而生，使整个时代都氤氲着浓重的人文气氛。罗素也持此说：“文艺复兴通过复活希腊时代的知识，创造出一种精神气氛。在这种气氛里再度有可能媲美希腊人的成就，而且个人天才也能够在自从亚历山大时代以来就绝迹了的自由状况下蓬勃生长。”(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7页。)假若作些比较，我们会发现五四启蒙运动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似之处颇多。五四启蒙运动的基本特征是“批判的态度”，即对“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等“封建制度之遗”的彻底批判，实际上也是“去蔽”的过程。而其目的也是由此建立“以自身为本位”的“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注：《新文学大系散文选集·导言》，《郁达夫全集》第6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94页。)，当为切中肯綮之论。蔡元培在《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一文中所说的“由神相而转为人相，弃鬼话而取人话”，表达的也是同一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借鉴欧洲的文艺复兴，五四启蒙运动才获得了思想和精神的力量，唤醒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个性意识与人道主义精神。 显然，五四启蒙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具有明显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前者不似后者那样，实现了对以往的超越，而是将西方两个不同时期熔为一炉，这就带来其混杂性的特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梁启超到陈独秀乃至于以后的鲁迅等人，他们的启蒙思想往往都与文学革命相并发生，而每次文学革命又都成为极其重要且有声有色的方面。这确实令人深思。 问题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当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尤其是五四启蒙运动发生时，欧洲的历史早已超越了这一阶段，并且已走过了19世纪。在这一个多世纪里，欧洲又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工业、技术的发展及实利主义倾向的发生；生物进化论等重大科学成果的出现，及其必然相随而至的科学精神的高扬，以至于“科学主义”倾向的形成；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发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哲学上的二水分流，即一面是向传统的理性主义公开挑战，形成了所谓“人本主义”或者说“非理性主义”思潮，另一面则着重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向着实证主义发展；文学艺术方面则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浪涌更迭。这一切都必然影响五四启蒙运动的价值取向和观念建构。这一运动之始，陈独秀就说：“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注：陈独秀：《法兰西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其中的后两事，均出之于19世纪。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在对中西文化观念所作的正反对应的评价里，所举欧洲先进之例，也多取材于19世纪。如说到欧洲文化是“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一条时，所举例子尽为19世纪的内容，尽管里面大多夹杂着一些误解：“自约翰·弥尔(J.S.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R.Eucken)，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实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英文曰Life，德文曰Leben，法文曰Lavie)问题，为立言之的。”在五四启蒙运动乃至于整个20世纪的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中，被认作“公理”的历史进化论、历史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和实利主义的文化态度，以及在倡导科学精神中流露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等，无不与19世纪欧洲的新发展有关。这就使五四启蒙运动又从另一方面明显有别于欧洲的启蒙运动，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启蒙趋新吸纳的新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