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可以说是在传媒守株待兔般的关注下进行的。推荐作品甫一决出，立刻受到传媒围追堵截式的追踪报道。新浪网不但抢先公布“入围名单”，还在读书频道特辟“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专题”，连载入围作品，吸引网友展开讨论，所讨论的热点问题也立刻被《北京青年报》等流行报刊转引报道。看来，新一届茅盾文学奖再起波澜是在所难免的。所不同的是，此番的波澜不但由大众传媒率先挑起，并且几乎垄断性地操控——新浪网的专题由中国作协独家授权，对比一下中国作家网常规报道的冷冷清清和新浪网专题策划的紧张热闹，就可以看出，谁将是争论的“主战场”。随着“主战场”的转移，话语的主导权也发生转移。网民不但人多势众，众声喧哗中的“强音”经网络、传媒的反复挑选、复制还可以无数倍地放大，形成足以与专家抗衡的“群众的呼声”。与此同时，评判的主导原则也发生变迁，现实主义——这一在前两届茅盾文学奖的争论中被一些代表新潮的文学评论家极力突破超越的原则，重新被置于不言而喻的基本原则的地位。然而，此现实主义已非彼现实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再度成为焦点及其出现的错位，不但使茅盾文学奖的矛盾再次走向新的层面，也更加走向了问题的核心。 一 从新浪网提供的“完全名单”来看，此次审读组推荐的“入围作品”的艺术水准，在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如果不是最高的，至少也可说是最整齐的。从“全票通过”、高居榜首的莫言的《檀香刑》，到“殿后”的李洱的《花腔》，绝大多数作品是著名作家的力作，其中一些已是近年来接连涌现的几个纯文学意味颇浓的“民间”文学大奖的得主。(注：如《檀香刑》、《花腔》2003年1月获得首届“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檀香刑》还入选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01年中国小说排行榜”；《远去的驿站》、《张居正》2003年1月获首届“九头鸟长篇小说奖”；《无字》2002年10月获老舍文学奖首度优秀长篇小说奖；此外，《无字》和《远去的驿站》还于2003年12月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 然而，此名单一被披露，立刻受到网友们的围攻。其指责不但猛烈，而且，相当义正辞严。这些指责主要集中于两点：入围作品在题材上回避当下现实生活矛盾，在艺术上脱离大众阅读趣味。 新浪网的一位网友称：“从入围的23部作品来看，竟然没有一部直面当今现实生活的作品，而是一些离奇的妖妖邪邪的甚至展览民族落后面的令人厌恶的作品。那么茅盾文学奖的主旨还要不要?茅盾文学奖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创作上提倡的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三贴近’，岂不是成了脱离群众、脱离时代、脱离生活的‘三脱离’?提倡的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不见了。如此这般，不是愚弄读者，误导创作吗?”(注：2003-11-2112：23：15新浪网友IP：61.159.120.*http://comment2.sina.com.cn/cgi-bin/comment/comment.cgi?channel=dushu&newsid=112_3_22533&style=1)《北京青年报》在有关报道(注：《茅盾文学奖挑起矛盾》，《北京青年报》2003年11月17日。)中，直接以“莫言作品全票入选直面现实之作落选备受争议”为副题，汇集网友们的尖锐批评：“像《沧浪之水》、《梅次故事》、《桃李》等有社会意义和艺术水准，大众爱读的现实作品却榜上无名，所以这个评委会是令人质疑的。中国的文学之路该怎样走，作为中国文学最高水准奖项的评委们，难道就没有这种历史责任感吗?” 将这些网友的“自由发言”与作协领导的“官方讲话”对照起来阅读，实在是颇有意味。审读工作启动的次日，身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的陈建功在审读组工作会议上，在要求评选者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四个提倡”等基本原则的同时，也特别强调，要坚持“三贴近”，“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较好地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作品，尤应重点关注”。在评奖的艺术原则上，则要求“鼓励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基础上的探索和创新，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佳作”。这些话也基本上是对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的重申。 在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具有“推荐权”的审读小组(由熟悉长篇小说创作的评论家、作家和编辑家组成)一向被认为比真正握有“评选权”的“评委会”具有更高的艺术鉴赏水平，也更侧重艺术原则。不过，审读小组成员的聘请仍需要经过中国作协书记处的批准，其审读推荐工作也是在作协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耐人寻味的是，审读小组推荐的23部作品中，确实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三贴近”的作品，而对此提出责难的并不是直接领导其工作的作协组织，而是无官无职网民。网民们在“三贴近”等评奖原则上，几乎与官方口径一致，然而，他们心目中真正体现“三贴近”原则的好作品，基本属于“官场小说”一类。这类作品明显是不被官方提倡的，有的甚至是被禁止发行的。于是，在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我们可以看到代表“官方原则”的作协系统、代表艺术原则的审读小组和代表大众阅读原则的网民读者之间，形成了三足鼎立式的循环错综的分合对抗关系，其纠缠不清之处正与现实主义的深层困境有本质关系。为了解读这一困境，我们需要对茅盾文学奖这些年来所引发的矛盾做一番重新的审视和分析。 二 茅盾文学奖引发广泛争议是从第四届开始的。批评者主要是文艺界持新潮理论观点的评论家，其中以洪治纲的长文《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注：《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为代表。这类批评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将茅盾文学奖视为一个纯艺术的文学大奖，对其权威性的质疑和批评是以纯粹的审美原则为出发点的。 洪治纲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解读茅盾文学奖和茅盾先生的遗嘱(注：1981年3月14日茅盾先生在临终前向儿子韦韬口授了如下遗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的。他认为，茅盾先生遗嘱中强调奖金用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这里的“最优秀”毫无疑问是针对艺术性而言的，它不可能与“最积极”、“最及时”、“最宏大”之类等同，也与“最现实主义”、“最现代主义”、“最主流意识”等等无关，而是应该体现出长篇创作的某种艺术制高点，“即通过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长篇小说的艺术发展在一段时期内一个较为清晰的‘高峰走线’”。在他看来，茅盾先生之所以没有为“最优秀”三个字加上更为详细的特别注解，是因为他是一个“深谙创作规律并有着丰富创作实践的优秀作家”，而中国作家协会同样也是一个“深谙创作规律的组织机构”，“所以他觉得没必要加上更特别的注解”。在此前发表的一篇关于全国短篇小说评奖的分析文章(注：《权威的倾斜——对新时期以来历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回巡与思考》，《永远的质疑》，洪治纲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里，洪治纲也曾指出，这样一项由“文学创作的最高组织机构”——中国作协执行，由全国专家予以审定的大奖，应该是一项“严格的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纯艺术奖”。他认为，导致茅盾文学奖“权威倾斜”的根源是，在现代主义已经在我国获得相当发展并产生一些成熟作品之后，现实主义审美原则依然在茅盾文学奖中占据着绝对垄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