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选刊》创刊于1980年10月，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多年来，《小说选刊》对于推动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的刊选标准以及在这个标准下推出的作家作品，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准，自选刊创刊以来，重要的中、短篇小说作家，几乎没有人没在《小说选刊》上被刊选过作品。甚至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家，也因《小说选刊》的推介而一举成名，从而成为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主流力量。因此，《小说选刊》所遵循的艺术尺度和对艺术尊严的维护，代表了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健康倾向。在红尘滚滚的时代，它也难免受到世风的影响，但总体来说，它仍然可以称得上一块艺术的绿洲和文学的精神高地。它拥有的读者的质量和数量，证实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小说选刊》所坚持和维护的一切，从某个方面代表了中国作家在可能的情况下所坚持的文学的最高正义，我们应该向这本刊物表达我们应有的尊重。 现在，选刊要开设一个“季评”栏目，希望能听取批评界对刊物倾向和刊选作品的意见，这种谦虚的行为和试图借助各方面力量推动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发展的开放性意图，是值得欢迎和支持的。为能够更准确地评价选刊的作品，有必要对当下小说创作的形势和有关问题进行一番检讨和辩论。 一、如何评价当下的小说创作 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整体否定和具体肯定这个悖论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无论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到处可以听到对文学的不满和指责，文学的末日似乎已经来临；但在大小传媒上，对具体作品的肯定却如鲜花遍地盛开，我们仿佛又处在一个文学盛世。这两种判断究竟哪一种更真实、那一种更接近当下文学创作的实际，显然已经构成了小说评价的困惑和隐痛。最近，我读到了韩少功发表在2004年《小说选刊》第一期上的一篇文章——《个性》。在这篇千字短文中，韩少功对当下小说创作做了如下评价： 小说出现了两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第一，没有信息，或者说信息重复。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再加点男盗女娼，一百零一个贪官还是贪官，一百零一次调情还是调情，无非就是这些玩意儿。人们通过日常闲谈和新闻小报，对这一碗碗剩饭早已吃腻，小说挤眉弄眼绘声绘色再来炒一遍，就不能让我知道点别的什么?这就是“叙事的空转”。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说是“叙事的失禁”。很多小说成了精神上的随地大小便，成了恶俗思想和情绪的垃圾场，甚至成了一种谁肚子里坏水多的晋级比赛。自恋、冷漠、偏执、贪婪、淫邪……越来越多地排泄在纸面上。某些号称改革主流题材的作品，有时也没干净多少，改革家们在豪华宾馆发布格言，与各色美女关系暧昧然后走进暴风雨沉思祖国的明天，其实是一种对腐败既愤怒又渴望的心态，形成了乐此不疲的文字窥视。 韩少功对当下小说创作形势的总体评价，应该说是很有代表性。这个裁判所式的宣判，在各种媒体和文学会议上几乎耳熟能详。似乎文学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文学成了万恶之源，文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丑陋不堪的场景，谁都可以向它吐口水或表示厌恶……但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一方面，我认为韩少功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或者说，如果他指的是那些毫不掩饰的利益诉求、以电视剧的方式专门迎合某种趣味并借此走向消费领域的小说作品，我是同意的。确实有大量的小说，将滥俗的电视剧式的场景和人物移植于平面写作中，都市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白领、官员、小姐、妓女、床上行为、歌厅舞厅、宾馆酒吧、海滨浴场等是常见的人物和场景。但是韩少功批评的情况并不是小说创作的全部，尤其不是代表当下小说创作主流和艺术水准的现象。这是其一。其二，在韩少功的批评中，隐含了一种强烈的文学理想化要求和非历史主义的倾向。比如他列举了鲁迅、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等现代小说大师，认为和这些大师相比，当下的小说既没有像样的人物也没有鲜明的个性。这个说法的可疑之处就在于，对于已经成为文学遗产的过去，当代作家能够重临那个梦境般的辉煌吗?历史只可想象而不可经验。这些大师的天才创作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文学历史的经典化叙事，当下的小说创作还没有机会获得。在鲁迅的时代，也同样有“鸳鸯蝴蝶派”、“礼拜六”、“红玫瑰”等世情甚至滥情的小说，即便在左翼作家那里，也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和国家民族的叙事相关。如果韩少功的逻辑能够成立，那么现代文学是否也可以叙述成一种肉欲横流的历史。但因为有了鲁迅等现代小说大师，那个时代就足以引起我们永久的光荣。不同的历史处境产生不同的文学，在当下中国发生历史巨变的时代，在小说受到其他高科技制作的消费形式巨大冲击的时代，在审美趣味和消费需求有多种可能的时代，就当下中国优秀的小说创作而言已经难能可贵。小说创作的状况需要具体的探讨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和抱怨。仅就《小说选刊》刊发的作品而言，韩少功的批评也是缺乏针对性的“批评的空转”。 现代小说的诞生在中国已近百年。四部不列、士人不齿的小说，其地位的改变缘于现代小说观念的提出。这一点，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大概最有代表性。小说地位的提高及其再阐释，背后隐含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强烈而激进的渴望。于是，小说成了开启民智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小说带着通俗易懂的故事传播了小说家希望表达的思想。这一现代小说传统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得以延续，并成为那一世纪思想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