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或我的阅读背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获得了许多有益而难忘的教训，其中之一便是对文字和写作不再轻信。无论是低调地标榜客观或正义，还是高调地崇扬身体和日常，都已不再使我们感到新鲜、激动。当听到有学识者的妙语高论时，我们往往会问这是在替谁说话。当目睹一轮又一轮看似理性的争辩或批判时，我们想知道是什么下意识的力量在起着作用。当各种劝世的、玩世的或警世的格言在耳畔炸响时，我们不能不掂量一下这里边有几分实在几分真诚。 怀疑像蛇信子一样舔着脑门。时代因语言过剩而倍感匮乏。如果不是间或地还能读到一些让人产生谢意的东西，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维系那个乐观的关于文化复兴的幻象。留意者不难看到，在冲撞、触碰了某些具有挑战性的难题之后，大多数中国作家已安全着陆，并忙着与日益强大的“现实”或载誉归来的“历史”握手言和。曾经的精神历险和艺术实验还没有来得及结果，就一下子搁浅了。幸亏还有极少数身影仍在坚持，坚持着心灵和语言的独步远行。对当代文学批评来说，他们身上所焕发出来的巨大韧性和超越力量迄今还是个未解之谜，但他们在叙事王国里的天才实践，却已打开了迥然不同的世界的入口。他们一方面昭示着母语的丰饶、深沉和伟大，另一方面也在提醒人们，虽然周期性地恢复一些被先锋派颠覆或删除掉的技艺和常识是必要的，但若指望业已崩溃的信仰及其美学形式(如现实主义)来重建阅读的信任，则无异于饮鸠止渴。 在浮泛、猥琐和轻佻的当代文化氛围中，阎连科的存在无疑是具有压迫性的。若干年来，他带给人们的痛苦和慰藉几乎一样巨大。他用狂飙般的想象力和非凡的语言才能守护了人的良知、文学的尊严，又以奇崛而吊诡的故事设计表达了对乡村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无以诉说的绝望和悲悯。这一悖谬造成了阅读伦理方面的困境，在持续伴随着接受过程的震惊体验中，人们往往会变得茫然失措，喜惧交加。但他似乎并不怕打击我们，也不怕我们在他布下的语言魔阵里晕眩甚至窒息。继《日光流年》(1998)、《坚硬如水》(2001)之后，《受活》(2003)再度把我们逐入耙耧山脉，让我们日益孱弱的心脏，在真和幻的极致，在不可思议的荒诞、残酷和壮丽中，又一次承受剧烈震荡的考验。 2.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 关于《受活》的故事梗概，人们首先可读到这样一段介绍：“一个付出了巨大牺牲，终于把自己融入现代人类进程的社会边缘的乡村，在一个匪夷所思的县长的带领下，经历了一段匪夷所思的‘经典创业’的极致体验——用‘受活庄’里上百个聋、哑、盲、瘸的残疾人组成‘绝术团’巡回演出赚来的钱，在附近的魂魄山上建起了一座‘列宁纪念堂’，并要去遥远的俄罗斯把列宁的遗体买回来安放在中国大地上，从而期冀以此实现中国乡民的天堂之梦。”(注：阎连科：《受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版。)这段文字，作为内容简介就印在首版《受活》的封折上。 就中心情节而言，这里的表达也可说大致不差。但问题在于，与此中心情节线相交织与并行的还有另一条似乎更为“中心”的情节线，那就是以茅枝婆为首的受活庄人，一次又一次地向县长提出“退社”亦即退出所有行政管辖的要求，最终，这一匪夷所思的要求居然还得以实现，在柳县长的宏图破产之后，在茅枝婆安然瞑目之前，庄人们拿到了盖着县委、县政府大印的正式批文。 如果掐掉了这条线，《受活》的确如“简介”在结尾时归纳的，可以被看作一部“充满政治梦魇”的小说。但现在不同了。虽然前一条情节线占据的篇幅稍多，但后一条情节线却具有更强的结构性的势能，它不仅因与前者存在因果关系从而推动并延展着故事的时间进程，而且它对叙事空间的复杂构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依赖于原始自由憧憬与“政治梦魇”之间的冲突所形成的张力，小说显然已经被带上了别有洞天的主题方向。“退社”，决不是一条起补充、辅佐作用的故事副线，它根本就不能被省略。注意不到这一点，《受活》极容易被解读成一部政治批判和讽喻小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阐释视线就极有可能误入歧途。对类似定位，作品本身肯定不会提出抗议，但批评所显示的文学能力却会因此而大打折扣。事实上，在面对《日光流年》和《坚硬如水》的时候，一些约定俗成的理解程式已经导演过类似的剧情了。 《受活》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它体现了怎样的文学认知结构?我们如何读取文本的意义?尽可能贴切的阐释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当这些问题作为前提被纳入意识及意识的返身视野时，一种平衡并融合意义阐释与诗学分析的需要就会油然而生。接下去，我们会调整自己的阅读行为，修改自己的理解方式，深入各种被忽视的语象、细节，寻找隐蔽在叙述之下的叙述，重新与作品对话。就我个人而言，把“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确立为对《受活》的总体的批评视角，的确经历了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当这个不乏悖谬意味的词组忽然跳出来时，我也曾有过疑虑，但我很快发现，沿着这一路标所指示的方向，所有零乱芜杂的印象、感受和笔记已经在悄悄地聚拢、成形。是这一词组本身所蕴含的整合力和有效性，最终使我不得不接受了它的诱惑。 我们知道，凡乌托邦叙事总是关于幸福生活的叙事。从这一主题学角度出发，我们最不应该掠过的其实就是“受活”这个词。“受活”作为小说的主导性代码，实在不能简单地被指认为隐伏在耙耧山深处的一个村落的名字。同时，由于符号中积淀着特定的生命记忆和族类的集体无意识，“受活”一词的涵义也不能被完全局囿于豫西方言的日常使用。例如，“炎炎热热的酷夏里，人本就不受活”、“你们有银有粮，就住在这儿耕作受活吧”、“所以每周末，他都记住要和媳妇有场受活的事”、“入了社我每夜都让你受活”等，在这些句子里，“受活”便只是意味着“享乐、快活、痛快”等经验性感受。可是，当小说把山沟(受活沟)、村落(受活庄)、祖先(受活婆)及至小说本身都命名为“受活”时，它的寓意的超越性、总体性就不容回避了。十分显然，作为一个象征性代码，“受活”指代着幸福；而作为一个缺失性代码，它又意味着幸福并不在人们手上。那么，借助这个将名词、动词、形容词诸词性功能集于一身的代码，我们能读到什么呢?我们读到了一个中国版的失乐园与复乐园的故事，一个粑耧山人怎样才能快乐而自由的故事，一个关于幸福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