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3年12月5日晚 小人文学时代的一次超现实写作的尝试 李陀：《受活》我看过了，今天咱们就来谈谈这部长篇小说。 阎连科：对于《受活》，其实我脑子里空空荡荡，我总是写完小说——尤其是长篇和一些重要的中篇，就有一种透支的感觉，感到一种虚空、无所适从和依附，其结果是自己连对自己作品的把握能力都没了。这不光是身体上，还有精神上、思想上，完全对作品失去了控制和爱，像刚生完孩子的母亲，第一眼看到自己的婴儿时，并没有咱们日常说的母爱和冲动一样。几天前，有一位朋友看了《受活》说，这部小说没有《日光流年》好，说最起码的可信性都没有了。听了这话，无异于是对我的重重一击。 李陀：那他可能是用写实的标准来衡量你这个新长篇，而且他有一个绝对的写实主义的要求。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对《受活》这部小说来说并不合适。这部小说的叙事比《日光流年》复杂，其中有很多超现实的(但不完全是在超现实主义的意义上这么说)、荒诞的因素和手法，在叙事的推进中，这些因素和手法跟写实的动力缠绕在一块儿，使叙事充满矛盾，充满张力。这可能会让有些人阅读时不大习惯。 我说的张力的一头是写实主义。某种写实的自觉，使小说叙事充满着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关切。 在后“文革”时代这二三十年里，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历史变革中，一个严峻的现实是，农民并没有从改革中像社会中某些阶层那样得益，大多数农民还没有摆脱贫穷，当很多富人忙着买别墅、买汽车的时候，农民离小康还远着呢。这些年，你的写作一直保持着对农民处境的深切关注和思考，形成你写作的基本动力，这很不容易，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当代已经不多了，寥寥无几。说到这儿，我们甚至可以说，现在的文学对工人、农民有一种背叛。为什么这么说?这又涉及“工农兵文学”——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老问题，我们现在还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把它理清说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工农兵文学”从历史上说，的确在很长一个历史时间里，形成一种对文学的严重束缚，成了文学的枷锁，它最后走向自己的反面，变成与工农利益相对立的一种官方写作。但是，它还有另一方面：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要求知识分子跟工人和农民同命运、共呼吸，要求写作这件事与消灭剥削和压迫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这很了不起，不但有它的历史合理性，而且深刻地影响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类写作的发展。这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况，让中国文学长期陷在一种困境当中，无论在官方文艺政策层面，还是在作家的写作实践层面，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这个困境随着“文革”的结束，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加剧了。除了个别人的写作，作家们(或者是以作家为象征的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不但告别了或者是否定了革命，而且还心安理得地从根儿上否认工人农民在文学中应该有的地位。这算不算是一种背叛?我们打开电视看看，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工人在哪儿?农民在哪儿?占中国人口多半数的穷苦老百姓在哪儿?我看见的，只有赵本山的电视剧《刘老根儿》在屏幕上独树一帜，虽然有很多毛病，但是我还是相当喜欢。 再回到《受活》上来。形成这部小说张力的另一头，就是它的非写实主义(或者非现实主义)因素。其实，《日光流年》中已经有非写实的成分，《受活》和它有明显联系。如果以福楼拜那样的写实主义要求，从人物性格的发展，情节的转折，以及细节的描写，都要有合理性，要有“真实”的根据，从这个角度说，《日光流年》也不是纯粹的写实主义，但是，这也正是《日光流年》的过人之处。没想到的是，你在《受活》里把非写实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一种荒诞、超现实的叙述方式，在整部小说中和写实主义构成一种紧张，互相交错，非常好。开始读的时候，读者会感觉这部小说的写作方法和《日光流年》没有很大区别，可是到“购买列宁遗体”的情节出现时，已经有点意外，后来，等到残疾人“绝术团”出现的时候，荒诞的、超现实的意味已经非常明显。不过在这个时候，在写实和超现实之间，叙事上还有一种平衡。小说近结尾的时候，故事发展到绝术团被困在列宁纪念堂，就已经没有什么写实因素了，完全是一种荒诞，把一种日常的现实生活中本来就具有的“冷酷”(或者是“残酷”)，在结尾时突然用一种超现实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应该说清楚的是，本来超现实的写作并不新鲜，像中国读者熟悉的卡夫卡、马尔克斯的作品中都有(但是，典型的和布勒东的主张联系在一起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中国直到今天也很少译介，为什么?值得研究)，难就难在两点：一、超现实写作如何进入现代汉语的写作。如果我们暂时不讨论古代汉语的写作历史，只看现代汉语这一段，可以说中国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就有所尝试，比如施蜇存的《将军的头》，就是引进西方的超现实主义的重要试验。考虑到那时候现代白话文不过才有几十年的历史，这些写作有一个很大的功劳：证明在现代汉语写作里也能嫁接超现实主义。但是，那时候的超现实写作有一种“纯文学”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它不关心超现实主义写作和社会批判、和人的解放结合的可能性问题。有意思的是，和这种写作相对照，当时的左翼文学(包括“进步文艺”)非常关心下层阶级的命运，关心压迫和剥削问题，形成“五四”以后中国文学里最重要的一个写作传统，但是左翼文学的写作始终没有引进超现实主义，对于非写实，特别是超现实写作的可能性没什么兴趣。这跟欧洲当年的超现实主义作家和画家很不同，他们大致都是激进左派，而中国的左翼作家则主要认可批判现实主义，并且把写实主义绝对化，教条化。后来，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代，就干脆宣判了包括超现实的其他非现实主义写作的死刑，其结果是现实主义本身也被关进感化院，经规训感化，最后竟变成了政治的奴仆，可说是现实主义发展史上的大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