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4)01-0019-04 胡风的悲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胡风谈到诗人时曾经认为诗人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他将战士和诗人看作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胡风就是一位融战士与诗人于一体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以其独立不羁的主观战斗精神、爱憎分明的批判精神、执著于面对现实的精神，从事文学运动和理论批评，却遭到了令人发指的厄运。他以其倔强坦诚的性格与命运抗争，写出了近三十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后来被称为《三十万言书》)，今天阅读《胡风三十万言书》，深为在那样的语境下胡风坦诚的言论、深刻的见地而折服。 一 当胡风以充沛的政治热情在长篇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中激情洋溢地讴歌人民革命的胜利、讴歌伟大领袖毛泽东、讴歌伟大的共产党时，胡风已经处在被新政权的冷落与批评之中了。 1949年7月，茅盾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就重点谈到了文艺中的“主观”问题，不指名的批评了胡风的有关“生命力”、“主观意志”等理论，认为“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从另一方面引导向否定艺术的政治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1](P678)。1949年11月，何其芳在《<关于现实主义>的序》中也不点名地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界定为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并将其置于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对立面。1952年5月25日，长江日报发表了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检讨其对于《讲话》所抱的错误态度，承认其思想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一边的。6月8日的《人民日报》转载时加的编者按中点明“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的存在，并判定胡风的文艺思想“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9月11日舒芜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列举胡风集团的五大错误，并表示与胡风集团彻底决裂。《文艺报》在编者按中明确指出胡风集团“片面地、过分地强调‘主观作用’，实际上这‘主观’却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观，其实就是强调小资产阶级的作用，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这种错误思想，使他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1953年1月30日，《文艺报》发表了林默涵的《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1953年2月15日，《文艺报》发表了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展全面的批判，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现实主义的。 面对文艺界的种种批判与指责，为了全面阐释其文艺思想，胡风于1954年7月22日当面将27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交给时任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的习仲勋，请其转呈中央政治局。1955年1月，《文艺报》未经过作者就在第1、2期合刊上以《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发表了报告的二、四部分，并附录林默涵的《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同时还刊载了姚文元等人批判胡风的5篇文章。迫于这种局势，胡风于1955年1月写了《我的自我批判》，检讨自己“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2]。1955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做出对于胡风文艺思想展开全面彻底批判的决定，将对于胡风的批判推向全国。毛泽东在批示中，对于胡风的问题定下了性质：“应该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注：转引自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一些《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大多为胡风与友人之间的信函。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序言和部分按语：“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3](P161)“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3](P163)1955年5月18日公安部签发了逮捕证，胡风被捕入狱被判刑14年。在全国清查胡风分子过程中，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胡风的近30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被视为重要的罪证。 二 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延续了其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艺思想，也是其多年来对于中国文坛现状思考的集中表述，在对于林默涵、何其芳等人对他批判的反驳中，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文艺思想。《报告》的第一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陈述了建国以来所受到的冷遇和打击。第二部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集中对于林默涵、何其芳等的批评予以反驳。第三部分“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集中澄清小集团的问题、党性的问题。第四部分“作为参考的建议”就作协、刊物、作家、文艺批评等方面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