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中国历史的“大时代”。革命是中国20世纪最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复杂性的实践，是中国人生活的根本时代环境。以人的生活状态与生命价值为关注对象的文学和它的创作主体，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它的有机构成。“跨越东西方文化的百年老舍”与同样跨越东西方文化的一百多年的中国革命，是我们认识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认识20世纪的中国文学、认识我们生活的时代与我们时代的文学所须面对的重大客体世界。回首百年，“老舍与中国革命”只是我们面对对象世界时不得不去掘开的历史沉积的一个层面。但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老舍和中国革命仍然如同两个大小不同的球体，既相互映现着彼此斑驳的身姿而又程度不同地属于那另一个存在者。老舍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既是一种老舍现象，又具有普遍意义。 一 中国现代作家投身革命的里程，在动态的演变中满含着情绪的激越和酸楚。他们呼唤革命、参与革命、试图建构革命，也被革命的逻辑所建构，形成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 老舍的时代是中国必须革命的时代，外部的压力和自身的发展决定了中国别无选择。但如何革命，前景又如何，决不是老舍这样的作家所了然的。他甚至没有形成鲁迅的启蒙与立人的成熟主张，反对群体对个体的压迫，而是长时间保持着让穷人翻身过幸福生活的朴素执着的追求。从1840年开始，中国已日益不能按照自己已有的方式生活。以新中国的建立为界，以前的一百五十多年是充满艰难与曲折的革命时期，之后的五十多年是充满艰难和曲折的新制度、新国家的建设时期。革命是一种特殊的建设，建设也包含着革命。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中，人们不得不去面对逐渐生疏、难以把握的生活的磨难和动荡时代的生命蹉跎。在不断“睁眼看世界”时，革命成为重振和再造中国不可回避的选择。但中国革命的形式却经历了一百余年的纷争。如果继续向上追溯，“基本上中国近几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注：余英时《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近代以来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许多都曾一度是革命的先锋，而进行中的革命也一直试图将知识分子纳入到革命的行程和需要之中。这既形成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共谋，也因革命呈阶段性的急剧变化而形成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突。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也正是革命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的一种体现。 社会政治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核心，但为实现这一目标却须人的普遍觉醒和最广大人群的参与。人、文化、社会等等是中国革命的多重命题，其中还内涵着复杂的民族与种族意义，使中国革命与人的关系提升到了空前的广度与深度。这一革命不断从世界范围获得思想智慧的资源，也须不断从民族智慧中获得支持，适应性的转化是革命面对的最迫切和复杂的问题。随着革命的发展，知识分子与革命的适应关系日益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文学与革命也日益成为二元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但从早期儒者“士志于道”、“君子不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弘毅”精神和担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的责任意识，到晚期儒者如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士或者知识分子一直被定位在“道”的层面而居于社会良心和社会的指导者、批判者的位置，离社会的实际运作有较大的实践的与心理的距离。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亦是如此。自由是思想的品性，也是知识分子的品性。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知识分子所创作的文学，因此也正如鲁迅所说，“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注：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现实的政治家对这种状况的解释也是毫不含糊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革命家对革命的政治化理解与知识分子、作家对革命的较宽泛理解之间出现了话语屏障，这使知识分子和作家往往由革命的呼唤者、参加者、赞助者而不得已地演化为“革命的同路人”和革命要改造的对象。这不仅在旧中国如此、在革命后的新中国和海峡对岸如此，也是世界性的常规，波德来尔、叶赛宁以至罗曼罗兰甚至高尔基等等都只是显例。在知识分子所理解的变革、革命的意义上审视，可以说众多伟大的作家都处于他们所面对的政治革命的压抑和压制之中。 中国现代作家许多都是学者型的文化人。近代中国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阻断了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进身之途后，近现代知识分子和作家已成为自由职业者，从政治体制中被剥离出来。中国现代作家的特殊性，还在于他们是一个成长于自己的历史中，又处于现代世界与中国政治与社会文化急剧而复杂变革当中的特殊群体，既具有与中外历史意识相牵系的现代理性精神，又具有与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处境不可分离的入世、救世热忱。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使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前代文人和同时代发达国家的作家相比显出特有的复杂，也成为他们创作的复杂性的基本构成。他们与革命的关系的复杂性即决定于此。对现代作家划分类型是困难的，但这种类型是存在的。从五四时代起，中国文学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国民的精神。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两个作家群在批判现实和歌唱自由两个向度完成着彼此的互补。“‘五四’的作家自觉地寻求能够包容更多的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哲学，以至政治学内容的‘边缘’性质的文学形式”(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集中火力反抗黑暗的现实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也是辛亥—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体现。国民革命的发动和新知识分子群的分化，在大革命之后出现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快速重组和多个文学社团，也使一代知识分子和作家在党派阵营和文化类型上区分开来。在一个长时段中来看，无论这些作家倾向于哪个党派，他们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都跟他们自身的文化类型紧密相关，而他们与自己向往的革命又都无例外地形成既共谋又冲突的关系。整体而言，政治型的作家——革命文学、左翼作家群体中的共产党人和作为他们直接对立面的国民党文人，基本将文学作为直接的社会政治斗争的一翼和号筒，在激变的革命时代自觉地将文学纳入政治轨道，并以凌厉的批判排击对方和文学自由的主张。他们比较熟悉“革命”的政治实践，也自觉地担负起以“革命”的政治目标整合文学创作的使命，是“革命”的政治实践中人。政治—文化型的作家——鲁迅、包括茅盾以至30年代以“京派”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作家，虽站在并不全相同的党派立场上，但都在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和意识结构及其现代变革的批判中，将文学作为新的文化建设、新的社会意识结构的有机构成。他们对革命的政治实践没有如某些专业革命者那样的理想主义的期待，与直接的革命政治也有一定距离。伦理—文化型的作家——老舍、包括曹禺、巴金、张爱玲等等，在人的解放与文化批判浪潮中反省、认识和呼唤着老中国儿女在新时代的精神蜕变，将他们的心理、道德、情感的变迁作为关注的焦点。他们的创作实际反映了革命的进程对中国人生活的深刻改变，但这一类作家又对现实的革命政治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热情，有的甚至缺少文学群体意识，就文学创作方式而言是现代作家中连对文学的“自由主义”理念都缺乏热情的真正的“自由派”。这一派作家中除被革命文学史淡出的张爱玲外，被当作“民主主义作家”或“革命的同路人”是难免的。在革命而非仅仅是政治的框架中认识中国现代作家及其创作，人、文化、社会等等多重的革命命题，是在不同类型作家作品的历史集合中，反映了革命的现实及其成果的。这才应是中国革命和革命时代的文学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