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4)01-0046-10 一、民间和启蒙的汇集与冲撞 在193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由于“民间”的进入，给新文学的创作带来了一股不同以往的生机和活力。民间文化的思潮不像“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陈独秀、胡适自主意识很强的情形下推动起来的，它是自发的、无意识的(这些作家中，恐怕只有沈从文有些自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1930年代，“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实际受到了很 大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不可能永远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无所依傍的状 态，所以这时很多知识分子，包括鲁迅，以及当时的一些左翼作家，都在思考以知识分 子启蒙精神为特征的文学，或者说文化普及运动，如何真正地跟它的对象——中国的民 众——结合起来。 这时就有一批新生代作家崛起了，他们的新的艺术实践，使得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创作上得到了回应。这批作家来自于中国民间和社会底层，跟“五四”一代不大一样。“五四”一代作家大多数都曾出国留学，接受西方思想，然后带了一套新思想或社会改革方案回到国内(北京、上海)来推广，有点像今天的海归派。而老舍、沈从文、萧红、艾芜、沙汀、李劼人等等，除了李劼人是留法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生活底层，带了一身属于他自己的乡土文化，进入到这个文坛。像老舍，他是从北京市民中长大的知识分子，与市民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血肉联系。萧红则来自开阔和粗犷的北方，坎坷的生活经历和敏感的内心，使得她的文字非常贴近中国的现状。我把他们的创作思潮，界定为民间文化的思潮。 由此而来的是民间与启蒙的关系问题。从表面上看，它们是对立的。以启蒙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民间始终处于封建的野蛮的落后的愚昧的生活状态中，是需要现代知识分子来启蒙的。启蒙，就是拿了西方先进的文明思想武器来开启民众的心智，提高民众的素质，这是启蒙文学的基本特征。鲁迅所开创的乡土文学就有这个特点，我们读《阿Q正传》、《风波》、《药》等等，不难发现鲁迅笔下的很多人物处于被启蒙状态。而民间则是另外一种状况，当一批作家从民间社会来到中心城市，并且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便不自觉地连带出自身的生命能量，他们所要表现的是，在高度的压迫之下，在非常残酷的生存环境之中，中国的民间是如何生存的。 中国的民间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没有力量，它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如果以启蒙的角度来看，民间就是落后的、愚昧的，没有力量的，它也理所当然是不合理的，肯定要被消灭。如果用进化论的眼光来看，文明的一定要战胜愚昧落后的，强大的一定要消灭弱小的。但是，真正来自于民间的作家不是这样理解的，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民间那么愚昧、落后、糟糕，可是，它没有被淘汰，还在顽强生存。他们在追问维持这种生存的真正力量在哪里?中国的民间生活方式有没有合理性?这些问题过去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萧红谈到过她与鲁迅的区别：“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似乎说明鲁迅真有高处，而我没有或有的也很少。……这是我和鲁迅不同处。”(注：转引自聂绀弩《萧红选集·序》，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这一方面道出了她的创作受到鲁迅的影响，《生死场》就有对国民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又表明萧红是站在与鲁迅不同的位置上来观察和表现生活的。她作品里面包含了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她是受了新文学的影响，她要用“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意识，来剖析她的家乡生活；可是另一方面，她自小接受的家乡民间文化与个人丰富的生活经历，抵消了理性上对自己家乡和这一种生活方式的批判。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冲击力。 《生死场》中，启蒙和民间两种元素体现得都很充分。从大的方面讲，作品写这里的人是如何从愚昧、麻木的状态到最后的觉醒和反抗，这很明显是以启蒙的眼光来看的。比方说作品中的人物，都如同动物一般生活着，用胡风的话说，就是“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1]，用这种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民间生活，芸芸众生都像没有灵魂的动物一般。如麻面婆，作者总是用那些蠢笨的动物来形容她：“眼睛大得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那样，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让麻面婆说话，就像让猪说话一样，也许她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2]同时，作品中对农民文化的软弱性的批判也很强烈，比如赵三本来要反抗地主的压迫，却不幸因失误而进了牢狱，地主为了笼络他，把他从监狱中弄了出来，他出来以后锐气顿失，不断地说“人不能没有良心”，拼命为地主讲好话。作者在写这个人的时候是用一种嘲讽的笔法，带着批判意味，至少可以说他是没有觉醒的，还处于蒙昧的意识中。这都带着启蒙的印记，但如果《生死场》仅仅是这些，那它最多是一部思想进步的作品而已，还谈不上是一部有生命力的艺术品。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作者凭着她对民间世界的了解和对底层人的情感，以她特有的艺术直感，写出了民间生活的自在状态，这使《生死场》又具有非常震撼的真实性。作者没有粉饰什么，就像赵三，中国农民就是这样，为情感而打动，重伦理，讲良心，看重民间简单的原始道义。中国农民天性中本来也有着不稳定性，受了惊受了挫折，他就不敢再尝试了，这是非常真实的，而没有故意去塑造一个高大的农民英雄。包括后来日本人来了，这里的民众已经萌发了反抗意识的时候，作者也没有刻意去拔高，写“爱国军”举着旗子从家门口走过，“人们有的跟着去了。他们不知道怎样爱国，爱国又有什么用处，只是他们没有饭吃啊!”(一五、《失败的黄色药包》)这是大实话。在第十三章《你要死灭吗?》中，因为抗日宣誓，找不到公鸡，只好杀与二里半相依为命的羊，二里半舍不得，但也清楚救国事大，所以酸酸地说了句：“你们要杀就杀吧!早晚还不是给日本鬼子留着吗!”但当人们在庄严地宣誓时，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只有二里半在人们宣誓之后快要杀羊时他才回来。从什么地方他捉一只公鸡来!只有他没曾宣誓，对于国亡，他似乎没什么伤心。他领着山羊，就回家去。”这是非常逼真的一幕，在中国民间，似乎没有什么比与个人生存相关的东西更被看重的了。作者在写这些的时候，并非一味地批判，相反，她在更大程度上是不断地在认同和强化这些生存的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