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4)01-0005-06 1994年10月25日，我在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镛先生名誉教授的仪式上，曾发表过一篇贺辞，称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大提高了这类作品的思想、文化、艺术品位，“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可以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冯其庸教授会后即表示，他很赞同我的看法。此后，贺辞以《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为题，在当年12月号《明报月刊》上刊出，我接到一部分朋友以及不相识的读者来信或电话，认为讲得很有道理，给予我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就连现在正猛烈攻击金庸小说并称我的《金庸小说论稿》是“毒蘑菇”的袁良骏先生，也曾向我索要贺辞的复印件，还在1999年3月出版的《香港小说史》绪论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五十年代中期，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兴起，开了香港小说的新生面。尽管香港一些“纯文艺”作家对他们评价依然很低，但在武侠小说的领域内，他们确实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金、梁等人的武侠之作，刷新了武侠小说的面貌，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档次，为武侠小说注入了浓郁的文化历史内涵，也努力学习了“纯文艺”创作中某些艺术经验(如人物性格的刻画)。凡此种种，都是值得肯定的。 最近，袁先生在2003年8月号《香江文坛》所载《与彦火兄再论金庸书》中说：他一开始就“不同意”说金庸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那我实在不知道袁先生哪些话是真，哪些话是假了，其实，学术问题只要实事求是，不编造不说谎，无论什么样的不同意见，都是可以正常地进行有益的讨论的。寒山碧先生说：“誉之极至，谤必随之”(见《香江文坛》16期)，我看这话有道理；问题在于，称金庸小说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是否即“誉之极至”?如果金庸小说确实对传统武侠小说实现了重大而相当全面的变革，可不可以这样评价?九年前的文章只是一篇“贺辞”，受发言时间和文字形式的限制不能充分展开，如今续写这篇《再谈》来申述我对金庸小说与文学革命的看法，敬请方家和读者指正。 一 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革命告诉我们什么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界与学界谈论“文学革命”者，可谓多矣。 世纪之初，梁启超一人，就先后提出过“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界革命”四个口号。梁启超在政治上只是个君主立宪派、改良派，而不是革命派，但他在文学上却倡导了四种体裁的革命，希望对历来居于正宗地位的诗文进行变革，也希望将封建士大夫一向鄙视的小说、戏曲提高到重要位置并且赋予新的内容，其目的都是为推进变法维新——尤其为“新民”服务。梁启超的主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实践所得的成果并不丰硕，但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毕竟有着启迪作用。 “五四”倡导新文学的人很多，提法也很多：讲“文学改良”者有之，讲“文学革命”者有之，讲“文学进化”者有之，讲“人的文学”者有之，讲“文学革命”者亦有之。人们从胡适在1917年1月发表过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就以为他仿佛是个有别于革命派陈独秀的改良派，其实不然。早在《藏晖室剳记》1916年4月5日条下，胡适就说：“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胡适后来不但讲“文学进化”、“建设的文学革命”，而且还在《<海上花>序》中，从艺术结构、性格刻画和语言等方面给予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以很高评价，称这部小说为一场“文学革命”。胡适说：“韩君认定《石头记》用京话是一大成功，故他也决计用苏州话作小说。这是有意的主张，有计划的文学革命。”可见，胡适绝不是一个只讲“文学改良”而不讲“文学革命”的人。而发表《文学革命论》的陈独秀，也曾在文中多次将“文学革命”与“文学进化”并提，给予国风、楚辞、五言古诗、唐宋诗文、元明戏曲和明清小说很高评价。文章开宗明义就说：“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指朝代鼎革。绝不相类。”这个提醒很重要，说明他想搞的文学革命只是革新，而不是改朝换代。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学”，其实也只是仿古文学。在陈独秀心目中，“文学革命”、“文学进化”、“文学改良”三种提法实际含义是相同的。后来的文学史家，将这场新文学运动统称为“文学革命”，实在只是一种如实概括，并无故意拔高“革命”而贬低“改良”、“革新”之意。所以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提到“五四文学革命”时说：“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 但五四文学革命确有缺点。一些倡导者最初对科学、人权都理解得比较简单。陈独秀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中就有所谓“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把科学与想象对立起来，使写实文学与近代科学相对应，从而排斥想象、排斥浪漫主义。周作人、钱玄同在正确倡导“人的文学”时，却将《水浒传》、《西游记》、《七侠五义》、《聊斋志异》等都说成是“非人的文学”。这种态度，即影响了对传统小说的评价，也妨碍人们正确对待五四以后的通俗文学。1944年初，在延安平剧院发生过与文学有关的“旧剧革命”。这“平剧”其实也就是京剧，当时曾作过一些改革的试验。到1964年重又提出的“京剧革命”，则是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续。不同于以往各种文学革命的是，这两次京剧方面的革命，都由权力机构所发动。后一次不久即被卷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全国性政治动乱之中，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并被其吞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