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697(2004)01-0056-04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伟大的思想启蒙家，刘再复先生认为：“鲁迅确实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但是，鲁迅与其他的民族英雄又有很不同的特点，他的英雄性集中地表现在他为中国人民的精神觉醒和思想解放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因此，可以说，他是建设中华民族的国魂和民魂的英雄。”[1](P376)鲁迅“是通过文学这一特殊的形式，为争取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也从自己在宗法制社会中养成的愚昧、麻木、守旧、封闭等凝固化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因此，他把注意点放在对束缚中国人民精神解放的文化的批判上，特别是对我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体系的批判上。”[1](P376) 鲁迅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化批判来达到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而建设中国现代文化必须是通过具有了现代文化思想的人才能完成，要使人们具有现代文化思想，必须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有自觉的意识，也就是说让人们了解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的思想与处境同真正的现代思想和真的人的处境之间的距离与差别，并自觉去改变目前的处境，让自己不断完善，不断提高，逐步达到真正的人的处境。鲁迅的工作在本质上就是进行着一种思想启蒙和文化启蒙。但启蒙工作一开始并不能全面展开，它在具体的过程中应该有一个不断深入的步骤，也就是说在现代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首先造就一批能够引领人们进行现代文化建设的带头人，由于这一部分人的思想素质和人格品质直接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建设的方向和质量，所以，他们的思想建设和人格修养是非常重要的，而鲁迅的启蒙工作也正是在培养中国现代文化的带头人，所以，鲁迅的启蒙对象不可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而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知识分子。 一 从改造社会的思想来看，鲁迅认为首先应该改造人们的精神，“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2](P54)但是，“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2](P53)精神世界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能够首先担当精神改造重任的是极具个性主义的文化精英们。鲁迅借评价尼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2](P52)但在中国，改造社会的天才是没有多少生存基础的，他们一旦产生就会遭到各方面的摧残与迫害。因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a)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2](P68)对于天才的扼杀，使中国“孤立自是，不遇校雠，终至堕落而之实利；为时既久，精神沦亡，逮蒙新力一击，即砉然冰泮，莫有起而与之抗。加以旧染既深，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多，此所为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2](P99)为此，鲁迅大声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2](P100)“夫如是，则精神界之战士贵矣。”[2](P99)鲁迅心目中的精神界之战士，有突出的特点，他们“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此已略言之前分矣。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而复率真行诚，无所讳掩，谓世之毁誉褒贬是非善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2](P81-82)这样的战士“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2](P99)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鲁迅所渴望的精神界之战士呢?广大的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无论从知识上，还是从能力和思想上，都不具备成为精神界之战士的基本条件，而且，鲁迅对广大的民众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2](P163)如此愚昧与麻木的群众不仅不能成为精神界之战士，而且暂时对他们的启蒙也很难进行，鲁迅甚至明确地放弃了对群众的启蒙，他说：“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2](P164)对于精神界之战士的培养或者说通过思想的启蒙造就更多的精神界之战士，只能在知识分子中进行。也就是说如何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更快地成为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是鲁迅当时启蒙的最主要任务，知识分子就成为鲁迅启蒙的最主要对象。把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主要对象体现了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独到的思考，也是鲁迅改造中国旧文化、建设新的现代文化的便捷之路。从中国的社会现实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离真正的人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对他们启蒙的任务非常艰巨。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处于中国社会的上层，他们或居于统治地位；或控制着社会的主流话语；或成为民众仰慕的对象。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也决定了中国文化思想的本质，如果知识分子的方向和本质不能改变，仍然处于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的控制之下，那么我们无论怎样启蒙，都不能彻底地改变中国文化的方向和本质，只有对知识分子进行启蒙，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着封建的道德观念和文化思想，并不断抛弃这些糟粕，接受现代文化思想，成为精神界之战士，我们的启蒙才会有良好的效果，才能让中国的文化和思想走向健康之路。从现代文化建设的需要来看，鲁迅认为，我们只有先通过对广大的知识分子进行启蒙，造就一批大士天才，再通过大士天才们的努力，就能快速的改变中国的现实，使中国尽快走向人国，并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鲁迅的这种思路虽然同革命的唯物史观相背，但后来的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却应验了鲁迅的启蒙设想。正是由于早期的知识分子们觉悟起来，接受西方进步文化的启蒙和教育，勇敢抛弃来自封建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影响，用现代文化和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使他们成为领导人民革命的领袖。然而，早期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启蒙明显存在着不彻底性，致使在革命中和革命后严重存在着封建文化的毒素，使中国革命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并延缓了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步伐，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教训。这也从反面说明，对于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重大，千万不可草率和急噪。鲁迅选择知识分子作为启蒙的最主要对象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