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里，中国发生了三次深刻的社会转型：一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由封建专制形态向“亚资本主义”民主形态的转型；二是1949年之后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初级社会主义的转型；三是世纪末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开放型社会主义的转型。专家认为，发生于世纪末的这次貌似激变实则渐进的社会过渡本质上恰恰是更为深刻的加速转型，即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当然，每一重大社会转型都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文化上来，其中，文学的人文结盟与精神持守至为敏感和显要。“当启蒙理想、社会使命感、英雄主义这些新时期文学的精神在诗歌与小说中急剧衰退之时，报告文学却异军突起，独自扛起了新时期文学的精神大旗，从而完成了新时期文学的‘最后的’鼎盛和辉煌。”(注：佘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318页。)从第二届鲁迅文学奖(1997—2000)获奖情况来看，报告文学就有5篇，超过获奖总数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报告文学确实已经成为了“转型期的文学”。 从这种意义上说，本文所指称的转型期实际上是“第三转型期”。“第三转型期”的中国报告文学“历史意味加浓，热点追踪及透视效果明显，哲理性增强，更为关注批判意识和人文底蕴，并且不乏全球视野和人类意味”。(注：龚举善：《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三次浪潮》，《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2期。)在此基础上，逐步培育了五种现代文化意识，即人文审视意识、主体在场意识、家园守护意识、广角叙事意识和信息交换意识，并相应地铺设了五种文化理路：由“审父”到自审的批判理路，由“边缘”到中心的参与理路，由征服到守护的调解理路，由聚焦到散点的叙事理路。 批判理路：由“审父”到自审 批判性是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品格，有人因此誉之为“批判的旗帜”和“悲剧性文体”。周钢鸣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如此界定报告文学——“更深入事实的核心，更具体地用形象来描写事实，更迅速地执行事实的报道和强烈的社会批判的任务，这就是所谓报告文学。”(注：周钢鸣：《怎样写报告文学》，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版。)事实正是如此。与其他文体相比，转型期的报告文学确实更多地以其较为浓郁的批判意识“锁定”了读者的优势阅读视线。 宏观地看，转型期报告文学的批判理路经历了由“审父”到自审——亦即由怨天尤人的“推卸责任”到舍我其谁的“承担责任”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的价值底蕴在于超越了狭义的批判而自觉地升华到了积极的现实重建境界。具体说来，本文所指称的由“审父”到自审的文化理路包括两层基本内涵：一是与此前的文革报告文学相比，转型期报告文学初步实现了报告文学批判本性的复归；二是在转型期内部，90年代报告文学的自我独立意识客观上较80年代成熟。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日前在山东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上以“过来人”身份突出强调了报告文学的独立性问题。他说，报告文学既要紧跟时代，又要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就转型期报告文学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它越来越走向独立。政治热情、政策期待、政党意识在80年代报告文学中的表现过于明显，这未必有利。90年代的报告文学更多地依靠作家自己，因此也更加成熟。创作需要独立性，理论也需要独立性，否则就无所谓创新。他的发言有理有据，切中要害，激起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 新时期伊始，以《哥德巴赫猜想》为起点，中国报告文学界开始了“哭诉式”和“清算式”的宣泄，将批判的锋芒投向了历史、文革、前辈和他者，如《南京大屠杀》、《历史沉思录》、《命运》、《线》、《正气歌》、《玉碎》、《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一个冬天的神话》、《划破夜幕的陨星》、《美丽与悲怆》、《胡杨泪》等。继起的是所谓“解放”文学，俗称改革文学。此类文本既有“哭诉”后的放松，又不乏“重新开始”的信心，如《三门李铁闻》、《船长》、《中年颂》、《希望在人间》、《希望在燃烧》、《原野在呼唤》、《励精图治》、《省委第一书记》、《热流》、《南方大厦》、《在大时代的弯弓上》、《她在丛中笑》、《中国的回声》、《中国农民大趋势》、《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等。这类作品，从历史的沉思状态中苏醒过来，现实性与时代感更强，但还很难说是本原意义上的批判性报告文学，它们注定是转型期报告文学创作的过渡形态。 真理总是自含的，而不是人为任命的。一阵轻松的歌颂之后，部分具有历史理性精神和强烈人文情怀的报告文学作家开始了回归与启蒙的努力。所谓回归，即恢复报告文学的批判本性；至于启蒙，当然是指以现代意识达成的自审式发现。 这种自审式发现，在转型期特别是90年代报告文学文本中有着更为充分的体现。这不仅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较为开明的政治氛围，而且与新生代报告文学新锐的快速成长不无关系。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具有批判意识的报告文学作家并非都是名家，也未必需要大师。通常是，斜刺里冲出一位“好汉”，冷不防就爆出了文坛热点。刘宾雁、苏晓康、卢跃刚、赵瑜等作家作品之所以受到更大的关注，就与他们的独立精神和自审意识密切相关。这与诗人、小说家的所谓“十年磨一剑”有着很大不同。正因为如此，许多具有道德良知的记者和初出茅庐的无名、未名作家所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可能更能吸引和震撼读者。他们牛犊初生，较少顾忌，不事雕饰，多有锋芒，所写作品不仅洋溢着鲜活的生活气息，跳动着滚烫的时代脉搏，而且大多拥有文体上的自洽性，亦即更多地代表着报告文学的天性。 尽管我们将转型期报告文学的批判理路描述为由“审父”到自审的掘进，但实际情形可能要复杂得多。不管怎样，人民意识和作家良知是达成报告文学批判性品格的基本前提。因此我们也可以肯定，只要社会还存在着不平与阴暗，报告文学便会发出正义的回声。《中国的“小皇帝”》、《世界大串联》、《阴阳大裂变》、《路的呼喊》、《1987：生存空间》、《沉重的车站钟声》、《丐帮漂流记》、《钱，权力的魔方》、《警报：共和国经济忧思录》、《世界第一村》、《西部的倾诉》等一批“问题报告文学”，立足时代，直面问题，以参与、治理的应对姿态，对各种重大社会问题作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生态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理性透视，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和学理性。《人妖之间》、《A号大案》、《中国拒绝红灯区》、《江城打黑》、《死罪难逃》、《追捕世纪杀人恶魔》、《未扶正的反贪局长》、《走向刑场的副省长》等报告文学以及《中国“打拐”大案纪实》、《廉署档案》、《法与“法”的较量》、《财富与人性》等纪实性作品，以民众普遍关心的反腐除黑为己任，同样拥有显著的社会警示力量。因此，“开掘报告文学的思想意蕴，致力于强化思想的穿透力，进行广泛而深层的社会学思考，从而使报告文学既具有提供信息的新闻价值，又凸现研究社会、解决问题的认识价值。从某种角度上讲，正是这种深层的社会学思考及因此种思考带来的学术化、科学化报告等倾向，使得‘问题报告文学’‘新闻本质’的‘回归’不是原地踏步和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否定之否定’。”(注：佘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3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