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停刊于1966年6月。1976年1月复刊，出版至今。复刊当年(1976)的《人民文学》共出九期，其中，前四期为双月刊，第五期起的后五期为月刊。 关于《人民文学》的复刊，《人民文学》1977年第八期有署名为“本刊编辑部”的题为《<人民文学>复刊的一场斗争》一文作了简要的说明： 一九七二年夏天，原《人民文学》负责人，根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指示，遵照毛主席批示同意，周总理亲自关怀制定的《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中筹办文艺刊物的精神，着手准备《人民文学》杂志的复刊工作。但是，万恶的“四人帮”多方刁难，故意拖延时日，始终不予批准。结果，筹办的班子被迫解散，人员含愤离去，《人民文学》复刊计划又被打入冷宫。 时过不久，“四人帮”忽然对筹办《人民文学》热心起来。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张春桥亲自出面召见他们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进行谋划。这是因为在“四人帮”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摧残下，百花齐放不见了，诗歌、戏剧少了，散文、小说少了，文艺评论少了，群众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一再严正地批评了这种状况。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又对电影《创业》作了重要指示，严厉批评“四人帮”动辄陷人以罪，指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四人帮”便慌了手脚，以攻为守，想在《人民文学》问题上打主意。不过，这次不是别人筹办，而是他们一手包揽；既要打击别人，又要伪装自己。 张春桥在召见那个亲信面授机宜时说：“只要几个热心人，几个年轻人就办得成功。要夺权，不要原来的人。《红旗》姚文元去夺权。人不要多，《朝霞》人就少。”……根据张春桥的这个旨意，经过一番密商，文化部那个亲信副部长荣任主编，一个“信得过”的《朝霞》的负责人调来任常务副主编。大事既定，创办(不是“复刊”)《人民文学》的请示报告于九月六日以文化部的名义径送中央政治局。九月八日，张春桥首先看了这份报告，即刻批道：“拟原则同意”。这个由“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主办的“新生的”《人民文学》眼看要粉墨登场兴风作浪了。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这份报告上作了针锋相对的重要批示。邓小平同志对于出版《人民文学》批示：“我赞成”。接着，义正词严、一针见血地指出：“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领导办好这个刊物，不容易。”…… ……张春桥扣压这个批示一个多月之后，于十月十五日批道：“××同志：此件在我处压了一些时候，本想面商，实在按(安)排不出时间，反而误了时间。请你们同出版局协商，先办起来。”……签名之后，张春桥又作了补批：“待商。可以先设在出版局，如果不方便，将来再说。”……文化部的亲信领会了张春桥的意图，一面向编委会和编辑部严密封锁邓小平同志的批示，一面极力争夺《人民文学》的领导权。经过“协商”，他们竟干出这样的事：只让国家出版局出经费、管出版，而刊物的方针大计概由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制定。这样一来，《人民文学》还是由“四人帮”直接控制。 1976年1月，《人民文学》正式出版。 文中的“原《人民文学》负责人”，是指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1962年7月—1966年5月)的李季，当时他最早受命负责筹备《人民文学》的复刊。文中几处提到的“文化部的亲信”，指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后又任复刊的《人民文学》主编(1976年1月—1976年冬)的袁水拍。所谓“一个‘信得过’的《朝霞》的负责人调来任常务副主编”，是指当时专门由沪调京负责《人民文学》复刊前夕和复刊初期的具体工作的施燕平(注：施燕平有关于《人民文学》复刊和工作的详尽日记，这份日记不仅是当时的工作日志，而且还记录了当时有关的一些重要会议内容、文件摘要、领导指示和谈话、人事安排、文艺界动向等。日记将另行发表。本文以下所引日记内容，均据日记手稿。2003年秋冬以来，施燕平曾多次接受我的采访，除口述内容外，还提供了多年来的日记、照片等多种原始资料。有关施燕平的情况，我将在发表其日记的同时，结合其口述内容一并予以介绍。)。 如文中所说，《人民文学》复刊的最早动议始于1972年夏。这与“林彪事件”后的国内政治形势直接相关，也与当时的《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有具体、直接的联系，属于中央和国家领导层的政治、文化决策中的一项具体措施。“1972年夏天，遵照周恩来同志要多出好书，要恢复全国性文艺刊物的指示，经中央批准，他(按：李季)被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主持筹备《人民文学》复刊工作。随后，我们几个‘老’《人民文学》的编辑也先后调回参加复刊工作”(注：周明：《人有尽时曲未终》，《雪落黄河》，周明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7月。)。但这次的复刊却终告流产。其直接原因是正式复刊的报告始终未得到中央领导批准。“我们眼巴巴地等候了两年的光景，不见批复，当然就不能复刊。”(同上)复刊既无望，李季由石油部旧友安排，调任石油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副院长。不久，仍返文艺界，出任了复刊后的《诗刊》主编(注：除了1972年的复刊之议并有所实现外，1975、1976年间，包括《人民文学》、《诗刊》等在内的少数几家主要的“全国性”文艺刊物，都相继筹组复刊，并获正式出版。)。 《人民文学》复刊的重议，是在1975年间。旧话重提且能付诸具体实施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在1975年7月25日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中，毛泽东表示了对缺少“百花齐放”的文艺作品的现状的不满，并明确提出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在当时的形势和语境中，所谓调整，也就意味着适度或有限的“宽松”、“开放”策略，这理所当然地影响到了全国文艺领域的重新布局，如一些重要刊物的复刊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其后很快演成“一时之盛”，有些沉默已久的老作家也跟着被鼓励“复出亮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围绕着对“调整”的如何理解和实现，当时不同系统的文艺权力部门在其内部及相互之间，也发生了某些敏感的分歧(注：以下资料系据施燕平日记手稿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