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4]03-0025-05 现代民族国家与报刊、小说的某种共谋的关系,已经有西方学者加以论证,为学界所认同(注:[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参见第2章。)。就中国而言,具体情形有待于深入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好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成型期,民族国家日益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话题,各种国家思想纷呈迭出,其中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影响最为深远。梁启超的文学实践同国家主义之间究竟有何种关联?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何影响?以此为线索,本文主要从他的“国家主义”思想和报业实践等方面考察“中国文学”杂志《新小说》的生发过程,并探讨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通过思想史的钩沉发现:正是晚清的国家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报刊和小说的联姻,产生出中国第一份自觉的纯文学杂志,与此同时,《新小说》杂志促成了“中国文学”观念的确立。 一、国家主义 “中国”的概念由来已久,但其所指是一个文化的价值共同体,传统的“文化中心主义”,自认在地理和价值上处于世界的中心,环绕四周都是蛮夷,中华文化是最高等的,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等级式的“天下”。19世纪中叶以后,国门洞开,此番遭遇的不再是不够开化的游牧民族,而是现代的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西方的知识系统、器物制度、文化观念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心中的“中国形象”加以反思,彻底抛弃狂妄的文化天下观,树立现代国家观念。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思想的起点是“群”,终点是“国家主义”。“群”的概念直接导源于乃师,1896年《说群·序》开篇即说:“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千万年之天下可已。’”(注:梁启超:《<说群>序》、《少年中国说》,见《梁启超全集》,张品兴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3页,第410页。)这里表明了“群”是一种君王之术,与“天下”观念直接相联系,能“群”与否,是千百年来衡量天下“治”“乱”的标准。康有为提出“以群为体”,并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群术”背后隐藏的是“君相”与“群氓”的上下等级关系,以民为本之“民”其实不是真正的具有自我主体意识的“民”,而是“氓”,民本思想同民权思想完全是两回事。 1898年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梁启超逐渐走出康有为的藩篱,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对南海力倡“保教”“保皇”的滥调,发生公开的龋龉,他已经意识到“保国”与“保教”“保皇”之间的矛盾冲突,并进一步形成国家思想。1900年,梁启超对国家作出了理论界定:“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所谓之完全成立之国。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注:梁启超:《<说群>序》、《少年中国说》,见《梁启超全集》,张品兴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3页,第410页。)对作为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国家,从土地、人民和主权等三个方面在理论上加以准确把握。 1901年底《清议报》终刊之季,梁启超国家主义思想开始出现。与南海先生的杆格,由阳奉阴违开始走向公开批评。他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虽然高度评价了导师的伟大,认为康有为是可以与卢梭、马志尼比肩的“时世英雄”,但同时又批评说,康尽管具备“世界的理想”,但缺少中国立足于今日之国际竞争舞台上所需要的“国家主义”。(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号,1901年12月。)以现实的存亡危机为依据,梁启超抛弃了康有为的“三世说”和“大同社会”的理想。 国家主义是19世纪以来德国的政治思潮,对危机时代的德国政治和公共诉求产生了重要影响。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是其中的代表。梁启超接受德国的国家主义,是通过日本的中转来完成的,1903年,梁启超出访北美,伴随这次旅行,他思想中的国家主义倾向更为明显,他亲身考察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坚定了梁启超培养国人现代国家思想的信念,而达成此目的,宣扬德国国家主义实在是最有效的途径。 国家有机体说和国家至上说,各侧重点不一样。前者从世界范围内理解国家,强调国家乃一整体,它的最终的目的是对外的,想借以提高本国家在世界群体中的位置,可以说,进化论的“优胜列汰”观是其理论前提,故列文森曾正确地指出:“竞争的观念是国家主义的本质。”(注:[美]约瑟夫·阿·列文森著,刘伟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8页。)而后者着意的是个人与国家二者之间关系的孰重孰轻,主要是对内的,国家至上导致相对忽视个人权利,行走在理论的刀锋上,一不小心就会失衡,使国家倒在血泊之中,法西斯主义的所作所为即是明证。梁启超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境,“有选择地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思想,接受了国家有机体说,对国家至上说却有所保留,因为前者彻底否定文化主义天下观,有助于在中国形成一种现代国家观念,沉淀为坚固的民族国家认同,增强凝聚力,为在生死存亡关头对抗外来侵略铸就精神长城。 二、从“党报”到“国报” 1896年,梁启超从国家的意义上谈及报馆:“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注: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嗜报之国民》,《梁启超全集》,第66页、第385页。)“通”显露出国家主义思想的征兆。他发现世界上文明国家的国民,“皆嗜读报纸”,美国最为突出,1898那一年,美国“六人中必有一人读报者也。”(注: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嗜报之国民》,《梁启超全集》,第66页、第385页。)远远超过中国,报馆与嗜报国民数量的多寡,折射着国家的强弱。报刊的主要作用是“通”,“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国家不通则弱。“通”的背后是“群”的政治理念,天下欲大治,必“群”,“群”则必“上下相通”。人有五脏、六腑,通过血脉相通,国家和人一样是个有机体,由各个国民组成,若使无恙,就必得有相通之凭依,在梁启超看来,它就是报刊,当然,到后来还可以加上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