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942(2004)01-0060-09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版图中，城市文学是格外引人注目的风景。尽管总的看来，乡土文学无疑是这块版图中最大部分也是最醒目的风景，城市文学的逐渐发展、繁荣仍然向我们昭示了中国巨变、中国文学巨变的某些重要的玄机。 从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的花开两朵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的遍地开花，中国城市文学的发展正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是城市化进程)的文学象征。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已有不少专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相比之下，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而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的长足发展在一些方面已经超越了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文学。一方面，新的“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呈现出更绚丽的景象：在“新京派文学”中，不仅有继承了老舍的市井风俗画风格的邓友梅(如《烟壶》)、刘心武(如《钟鼓楼》)、陈建功(如“谈天说地”系列小说)、汪曾祺(如《云致秋行状》)等人，还有在老舍的传统之外描写“新北京人”生活的王朔(如《顽主》、《玩的就是心跳》)、邱华栋(如《新美人》)、陈建功的《鬈毛》、刘心武的《风过耳》、张抗抗的《作女》也属于这一路；由此可见，“新京派文学”较之原来的“京派文学”已有了很大的发展。“海派文学”亦然，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虽然没有得到新的发展，但20世纪40年代以张爱玲、苏青为代表的世俗化风格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王安忆(如《流逝》)、程乃珊(如《祝你生日快乐》)、王晓玉(如她的“上海女性”系列小说)、殷慧芬(如《纪念》)、唐颖(如《随波逐流》)的创作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并在卫慧(如《像卫慧那样疯狂》)、棉棉(如《糖》)的作品中张扬到了极致。我甚至觉得，王安忆的“上海故事”在反思历史的深度、感悟世事的沧桑方面已经开出了一条将世俗体验与历史之思水乳交融的新路，从而写出了“海派文学”的新境界。在这新气象中，显然有“政治文化对世俗文化的渗透”的历史玄机。而当我注意到在“京派文学”的阵营中，男作家明显居多；在“海派文学”的阵营中，女作家的成就则格外突出时，我又觉得对“海派文学”的研究已经自然地与“女性文学”的研究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使得“城市文学的性别气质”这一话题已成水到渠成之势了。与“新京派文学”、“新海派文学”相映生辉的，是“苏州文学”、“武汉文学”、“天津文学”、“特区文学”的争奇斗艳。其中，“苏州文学”的代表作家陆文夫(如《美食家》)、范小青(如《裤裆巷风流记》)、朱文颖(如《水姻缘》)、燕华君(如《听听耳环》)分别写出了老、中、青三代作家眼中的苏州市民的世俗生活，或浸透了苍茫的历史之思，或跃动着20世纪80年代的勃勃生气，或弥漫着20世纪90年代的纷乱思绪，联在一起，就是一部生动的“苏州市民文化心态”的变迁史。而范小青的《瑞云》、《牵手》、叶弥的《明月寺》则在表现苏州的“佛文化”方面别开生面，也为研究“佛教精神与当代文学”提供了很有研究价值的文本。与“海派文学”不谋而合的，是“苏州文学”也显示了女作家实力的格外突出。上海与苏州，都地处江南，都是经济发达、人文传统也深厚的地方，同时，也都具有鲜明的女性气质。还有“特区文学”，也主要是一批女作家谱写城市文学新篇章——文夕的《野兰花》、《罂粟花》、《海棠花》、缪永的《驶出欲望街》、《爱情组合》、央歌儿的《我在B镇的岁月》都在描绘特区人的紧张生活、激烈竞争、紊乱情感方面写出了各自的特色，但这些作品又有着不同于“海派文学”和“苏州文学”的意味，也是一目了然的。“特区文学”充满了青春期的激情与苦闷，现代生活的喧哗与躁动，因而成为当代“青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以冯骥才(如“怪世奇谈”系列小说)、林希(如《高买》、《蛐蛐四爷》)为代表的“天津文学”则以凸现老天津的奇风异俗为特色，或意存讽世，或旨在逗趣，都能写得妙趣横生。这部分作品从艺术手法上看，仍然是继承了老舍的市井风格，但天津的方言土语，天津的夸张气势，却使它们迥然有别于“京派文学”。同时，以方方(如《落日》、《黑洞》)、池莉(如《不谈爱情》、《生活秀》)的异军突起为标志，“武汉文学”也登上了文坛，无论是感叹武汉底层市民生活的粗糙、可怜，还是展现武汉人泼辣、乐天的生命力，两位女作家都能写得惟妙惟肖，从而使得她们的写作也具有不同于一般“女性写作”的粗砺、强悍的风格。随后，彭建新的《孕城》、《招魂》则以“清明上河图”的气势描绘了武汉壮阔的历史变迁图景。天津、武汉，都是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大都市。当代“天津文学”、“武汉文学”的崛起因此而填补了中国城市文学的两个空白。二者的泼辣风格又与“海派文学”和“苏州文学”的阴柔风格、“特区文学”的躁动品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此外，在当代城市文学的版图中，还应该提到叶兆言的系列小说《夜泊秦淮》、阎连科的系列小说《东京九流人物志》：前者是记录南京旧事的“南京文学”；后者是演义开封人生的“开封文学”；再加上贾平凹描写当代西安文化人迷惘生存状态的《废都》(可谓“西安文学”)，这些作品都以浓郁的风俗画风格为繁荣中国的城市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如此说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市文学的繁荣，已经谱写了中国城市文学史上空前壮观的绚丽景象。(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很难顾及那些成功描绘了各城市风采的散文作品，例如余秋雨的《上海人》、韩作荣的《城市与人》、于坚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市——昆明记》等等“大散文”作品。)从这个角度看去，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有这么多的作家在不长的时间里一下子写出了这么多有影响的城市文学佳作，可见其中体现了某种冥冥中的历史意志。是因为西方文化的浪潮正在急剧地改变着无数中国城市的面貌，才使得作家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以文学的方式去保存关于城市历史的记忆(是的，文字的生命力是永恒的)?还是因为在走出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牢笼以后，市民文化的无穷魅力强烈吸引了作家们，使他们从中发现了灵感的不竭之源?无论如何，他们不约而同地创造了城市文学的奇迹。这样的奇迹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格局，打破了长期以来“乡土文学”的持续繁荣与“城市文学”的相对薄弱的不均衡局面，而且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城市文化、中国市民文化的理解。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空前繁荣，是中国当代地域文学空前繁荣的重要标志，也是当代中国作家对于世界城市文学作出的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