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2-0117-17 主持人：方长安 [主持人语]20世纪的中国，被迫卷入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全球化对中国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建构与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是全球化历史的产物。它既记载了古老中国被迫向世界敞开大门、承认并学习“他者”的苦难历程，也积极参与了“国民性”的挖掘和改造工程，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地理的绘制和新的中国形象的想象与构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基本特征，同民族主义情绪之间存在着直接而深刻的关联。然而，由于现代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的某些事件，特别是民族主义本身的复杂性，使得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界很少关注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间的复杂关系，更谈不上系统而深入的学理式分析研究。有鉴于此，我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梳理、审视民族主义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与思潮的影响，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中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感、意识及其书写方式和特征。 20世纪跨度很大，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程度、形态与特征也颇为不同，它对文学的辐射情形和文学对它的反应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有着很大差异。所以，在研究中，我们努力回到历史现场，弄清当时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们是如何理解、言说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弄清他们的理解、言说背后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与文化背景，揭示这种理解、言说在当时的价值取向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文学叙事的影响以及文学如何参与民族主义的话语活动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深感从民族主义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性。因为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有关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理论特征的清理、论析，对于21世纪中国文学的建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一问题。 一 “十七年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全球化过程中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文学，“冷战”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变得相当重要。从这一意义上讲“十七年文学”的全球化，就是社会主义化。然而，社会主义阵营又是由许多单个的民族国家组成的。民族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情绪，无论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垒过程中，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均表现得非常突出。由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具有普世性，与以单个的民族国家利益为诉求的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这样，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十七年文学”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 其实，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洋八股必须废止……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P534)。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说：“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1](P707)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民族国家话语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思想作为一种经验成为文学界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关系的基本原则。1949年，茅盾作为社会主义文学政策的主要解释者指出，应当“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创造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2]。1952年，周扬强调，“我们向苏联文学学习，决不妨碍，而是恰恰相反，正足以帮助我们的文学继承和发扬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我们必须以本国人民的生活和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为依据，向先进的苏联文学学习”[3]。毛泽东更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坚持和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如1956年8月他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4]。显然，社会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的有机统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决策者对于文学的基本要求。它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建设与发展所遵循的一种内在尺度和原则。 那么，怎样才能使这二重话语统一起来呢?1949年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作为制度层面的话语被广泛传扬、倡导，逐渐成为全民族所认同的一种新型文化和价值理念，成为当时各种话语中最显在的具有决定性力量的中心话语，这是历史必然而正确的选择。但是，这一话语现实也使文学决策者们意识到，只有自觉而不断地言说、张扬民族主义话语，才可能使文学中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二重话语达至平衡和统一的状态。如何言说、张扬民族主义话语呢?他们很自然地将目光转向了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学，因为传统是民族认同的“决定因素”[5](P18)。1949年7月，郭沫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指出：“我们必须体验并表扬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我们必须体验并表扬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我们必须在这两种深切的体验之下，批判地发展过去的一切进步优秀的传统。”[6](P711)他强调，应在爱国主义也就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前提下发展传统。同年9月，茅盾在同样的意义上要求文学界：“特别要继承与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2]民族文学传统作为言说民族主义话语、张扬民族意识的有效场所和途径而受到关注与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