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2-0117-17 主持人：方长安 [主持人语]20世纪的中国，被迫卷入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全球化对中国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建构与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是全球化历史的产物。它既记载了古老中国被迫向世界敞开大门、承认并学习“他者”的苦难历程，也积极参与了“国民性”的挖掘和改造工程，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地理的绘制和新的中国形象的想象与构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基本特征，同民族主义情绪之间存在着直接而深刻的关联。然而，由于现代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的某些事件，特别是民族主义本身的复杂性，使得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界很少关注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间的复杂关系，更谈不上系统而深入的学理式分析研究。有鉴于此，我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梳理、审视民族主义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与思潮的影响，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中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感、意识及其书写方式和特征。 20世纪跨度很大，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程度、形态与特征也颇为不同，它对文学的辐射情形和文学对它的反应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有着很大差异。所以，在研究中，我们努力回到历史现场，弄清当时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们是如何理解、言说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弄清他们的理解、言说背后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与文化背景，揭示这种理解、言说在当时的价值取向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文学叙事的影响以及文学如何参与民族主义的话语活动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深感从民族主义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性。因为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有关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理论特征的清理、论析，对于21世纪中国文学的建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一问题。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民族主义文学”，明确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提出了民族主义的文学要求，并把文学创作与民族国家建设直接联系起来，这在新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民族主义曾经是晚清知识群体所想象的救亡图存的有效工具。由于传统王权统治已经无法适应世界新形势，中国的富强和发展就必须完成由帝国“天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民族主义于是成为建立民族国家的途径之一。加之留日学生、商人群体以及现代教育和传播媒介的合奏，从而使晚清知识界谈论民族主义蔚然成风。中华民国的建立，初步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主义思潮亦开始转入低潮。在民族主义背景之下，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都有文学启蒙与文学救国的思维逻辑。辛亥革命时期，文学与政治联系紧密；五四时期，文学与伦理的关系非同一般。梁启超明确提出：“我以为未来的中华民国，还须借着文学革命的力量造成。”[1]胡适也把文学看作是“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他首先着眼于文学形式的改良，也是因为他“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2](P150)。“五四”以降，西方各种思想学说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怀疑论、实证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各种思想形成了繁盛的思想局面。虽然还没有一个直接以民族主义为旗号的思想流派，但在这些思想流派背后却能看到民族主义的影子。比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就牵涉到了现代国家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以后，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相互融合，民族主义借助革命而迅速扩散和渗透到社会下层，革命也以民族主义作为斗争的手段。民族主义在新文学中也有内在的驱动力，把文学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叙述和想象之中，对文学欧化的批判，对文学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追寻，都隐含着民族主义的力量。鲁迅所提出的“国民性”问题，关涉到民族国家的精神改造问题，也纯粹是一个中国问题[3](P75-103)。中国现代文学既表现有人类性和世界性因素，也包含有强大的中国的和民族性力量。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其目的是借助文艺促进民族国家的建立，为南京政府寻求合法性基础。它发表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以“中国文艺的危机”和“文艺中心意识的缺乏”为幌子，明确提出反对文学的个人意识和阶级意识，认为“文艺底最高的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换一句话说，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它没有具体阐释民族主义的含义，而是指出，“民族主义底目的，是在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民族文艺与民族国家相辅相成，一方面，“民族文艺底充分发展必须有待于政治上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另一方面，“文艺上的民族运动，直接影响于政治上民族主义底确立”[4](P81)。因此，民族主义文艺的任务就是以文艺“唤起民族意识”，“促进民族的向上发展的意志”，“创造那民族底新生命”[4](P85)，在精神意识上推进民族国家的建立。它以埃及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古希腊的建筑和雕刻，英、法、德等国的史诗，以及德国的表现主义、意大利的未来主义、俄国的原始主义等艺术流派为例，说明所有这些艺术形式与作品都是各自所属民族之民族精神和意识的流露。还以南斯拉夫为例，来说明“文艺上的民族运动”可以推动民族国家建设：“巨哥斯拉夫底民族艺术运动较巨哥斯拉夫民族国家底诞生为先”，南斯拉夫艺术家们集中表现“巨哥斯拉夫民族底历史的烈风和其民族的意志。由于巨哥斯拉夫民族艺术的确立，我们在欧战后就看见有巨哥斯拉夫民族国家底出现”[4](P84)。这暗示出，正是民族艺术的确立，直接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建立。 把文学艺术纳入民族国家的建立，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的宗旨，但它对民族主义理论本身的阐释显得非常粗糙和简单，在材料上也出现有常识性错误，故而遭到了左翼作家中的鲁迅、瞿秋白和茅盾的批判。茅盾讥讽它的内容“支离破碎，东抄西袭，捉襟见肘”，完全是“一味‘杂拌儿’”，而且“原料都已经臭烂了”[4](P96)。同时，茅盾也承认，“一般地说来，在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中，以民族革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学，也还有相当的革命作用；然而世界上没有单纯的社会组织，所以被压迫民族本身内也一定包含着至少两个在斗争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大众。在这种状况下，民族主义文学就往往变成了统治阶级欺骗工农的手段，什么革命意义都没有了”；由于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存在，“民族文学的口号完完全全是反动的口号”[4](P102)。民族主义文学当时主要强调超越于阶级、地域之上的民族的存在，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文艺应以民族意识为中心意识；而茅盾所代表的左翼作家则强调阶级的重要性，指出民族只是统治阶级用来欺骗大众的幌子而已。由此可见，对中国当时社会现实看法的不同，以及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和政党利益，就会对文学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