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4)02-0005-08 不要轻言“终结” 洪子诚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2003年岁末，由清华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和《天涯》杂志社发起的“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讨论会，在海口召开。作为一个不断派生的论题，文学与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境中，总是被不断提及。依照有的学者的说法，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四重奏”(南帆)。那么，这个问题今天再次被着重提出，正是以“知识分子”作为身份自觉的作家、文学批评家，在变化了的现实面前的历史责任感(以正义感为主要构成的“政治伦理”)的表达，和对文学与“革命”、与“大众”的关系的再思考。 当前，提出这一问题的正当性和急迫性，应该是有根据的。这是基于对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估计。“困境”、“疲惫”等，是经常被用来描述当前文学状况的词语；而核心问题则是文学和文学批评“普遍地疏离甚至逃避现实的趋势”。一些批评家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很大部分原因，是80年代以来对“纯文学”和“文学自主性”的提倡。这些在80年代具有“革命能量”的思潮，在历史情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未能及时加以调整，而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其负面的影响。确实，在80年代，出于对“十七年”、特别是“文革”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反思，文学界的许多人怀有“纯文学”的想象，并推动着文学尽可能对政治的“离弃”。这与90年代以来的文学在批判精神上存在的缺失，应该说有一定的关联。80年代的那种有关“纯文学”的想象，的确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不过，如果只讲到这里，有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问题之一是，“纯文学”的思潮会有这样大的作用吗?它能对当前我们的文学创作、批评的“疲惫”与“困境”负主要责任吗?我看它并没有这样的能量。这些年来，观念、思潮变来变去，但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其实变化倒并不很大。问题之二是，“纯文学”、“文学自主性”观念在当前是否只会产生弊端，而不再具有合理性和仍有待开发的“能量”?80年代“纯文学”所包含的问题，其实并没有成为过去。比如，检讨“十七年”和“文革”中文学与政治的简单、僵硬的关系，重视人的心理世界和感受经验的开掘，关注文学形式的探索，对审美性在现代生活中的“革命”意义，警惕文学对政治权力和市场意识形态的屈从和依附，等等。至于说到90年代文学批评关注文本“内部形式”的趋向，这当然是事实。但这个“事实”，也只是相对于过去的情形而言。在中国文学批评界，文本的“内部分析”远远没有达到主宰性的、让人忧虑的境地，能证明这一判断的实例是，这些年“文化研究”在大学文学系，在批评界迅速成为“显学”。人们忧虑的，恰恰不是“审美”、“形式”的内部研究所造成的封闭性，而是阐释方向转向社会历史问题，转向种族、性别、政治制度、民族国家之后，对“文学性”，对“个人经验”，对“形式因素”可能造成的遗漏。在这些年里，如果说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受到忽视的话，那么，“内部”的“文本分析”的成绩与学术进展，也远不如我们所估计得那么高。在我们这里，要让“纯”文学，要让“形式主义”成为令人忧虑的“中心”，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我们的经验中，文学与政治、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问题，比起文学“自身”来，在大多数时候都更显出一种无法抗拒的急迫性。李健吾在30年代说过，“时代和政治不容我们具有艺术家的公平(不是人的公平)”，这种情形，现在似乎仍在继续。我们所处的历史境遇，总在催促着我们形成一种“情感比理智旺，热比冷容易”的反应态度。那么，是不是在任何时候，“正义的感觉加强我们的情感，却没有增进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平静的心境”的情况，都是永远合理的?直接、急迫是否总是最应选择的回应姿态?从这样的疑问出发来看80年代后期提出的，在今天需要重新检讨的“重写文学史”问题，它并不如有的学者所宣告的已经“终结”。在有关社会语境和文学的关系上，我们既要看到历史“断裂”的征象，但对存在的延续的一面也不能无视。 我们和80年代的关系其实很复杂。对于当前文学出现的问题，会把许多原因上溯到那个时期。这种反思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在许多时候，“反思”往往运行在一种“怀旧”的主导动机中：这构成我们与80年代的既拒斥、又依恋的双重态度。虽然我们都意识到社会生活与文化情景的重大变化，提出文学观念的调整。但在80年代确立的“文化心态”却并没有跟着调整。这包括文学在那时对意识形态、公众社会心理、历史叙述、时期建构等的广泛承担，也包括作家、批评家在大众中的“文化英雄”的地位。文学在现阶段的力量，也许是在承认它的“无力”之后对其可能的力量的探索与确立。而这种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大可能形成集体性的规模效应，而更多的与作家、批评家个体的精神魅力、性格深度、知识水准、艺术才能相关。因而，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的成果现在已不大可能继续表现出它的活力，但鲁迅等“遗产”的现代意义，也不大可能因有的人发表了耸人听闻的“悼词”而被埋葬。 对文学文本的政治、社会历史方向的阐释，毫无疑问十分重要。原因主要不在批评方法的选取，而在于文学、“叙事”在“历史”及其建构中的作用。正如赛义德所说：“帝国主义的主要战场当然是在土地的争夺上，但是在关于谁曾经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在土地上定居和工作，谁管理过它，谁把它夺回，以及现在谁在规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都在叙事中有所反映，争论甚至有时候被故事所决定。”(《文化与帝国主义·前言》)不过，文学虽然不可能离开“政治”，但文学并不等于“政治”。在将某些经典的文学文本当作“殖民过程”的一个明显组成部分来处理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它们是给我们以教益和乐趣的“值得尊重的艺术和学术作品”。由于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差异性质，“文本分析”可能发展为一种赛义德从音乐得到启发的“对位批评”。它“不再是那种相同与不同、是对不是的同一性的二元逻辑的方式”。而且，社会批评的社会政治阐释方向，对对象将有所强调，也必然有所“遗漏”。文学、艺术文本在阅读、欣赏者情感、心理上引起的审美反应，是确认“自我”的过程。由于这一带有“个体经验”的过程在做出综合的理论分析上的困难，它们往往从“分析”的筛网中漏出。但是，他们并非就不重要，建立在个体经验上的“审美”的“政治潜能”，至今仍未被我们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文本社会学”的批评与方法 耿占春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界自觉地告别或有意识地偏离一切“庸俗社会学”研究与批评倾向，主张文学的自主性与独立品格，逐步地接近形式主义批评和结构主义理论。今天看来，事实上这样做体现了一种明智的策略意识，文学研究与批评所偏离的是一种根本不起批评作用的社会学，一种根本不具备社会批评功能的权力教条。在一切都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时期，社会空间、社会经验和进行社会学研究的空间都是极其有限的。今天看来，恰恰是这样一种以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为借口的自觉的偏离，形形色色的原始文化与神话化倾向，体现了当时历史语境下的社会批评意识：对教条说不，抵制对文学做社会资料和意识形态的简化，并且借以形成被意识形态弄得狭窄了的思想、感受与想象力的空间。因此，在今天需要转换理论、方法与批评模式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今天的社会语境的需要而否认前一个历史时期文学策略曾经有过的意义和其有效性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