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3)04-093-05 “纯诗”观念源自法国象征主义诗学，它系统规定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艺术表现方法、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创作主体的精神特征等各个方面。这一观念自20世纪20年代被引入中国新诗的视野后，一直影响着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并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 正如朱自清在1941年回顾二、三十年代新诗发展历程时所总结的：“抗战以前新诗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散文化逐渐走向纯诗化的路。”[1](P345)中国纯诗的发展是一条不断进行着自我调整和拓宽的道路：随着现实环境的改变与诗歌实践的发展，“纯诗”观念也在不断吸纳和综合着其它因素，在调整中推进和发展。可以说，“走向纯诗化”的道路并不就是“纯诗”的道路，而是在“包容”和“综合”的努力中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兴盛的过程。正是在这个综合过程中，中国新诗中的“纯诗”观念，逐步超越了纯粹学理的范畴，与中国诗歌传统和新诗创作实践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源泉：“纯诗理论”的回顾 1926年，穆木天第一次提出“纯粹诗歌”的概念，赋予了“纯诗”“要求诗与散文清楚的分界”的基本内涵，也开始了将“纯诗”与中国传统诗歌相联系、相综合的传统。30年代，梁宗岱和朱光潜等人更自觉地将西方的“纯诗”观念与中国的诗歌传统和新诗创作实践结合起来，做出了将中西诗学相综合的巨大努力。 正是在这些诗人和诗歌理论家们的努力下，“纯诗”在40年代之前已经初步具备了自己的独立特征，形成了自己的一定理论系统。 首先，在“纯诗”的概念内涵上。在西方文艺理论中，“纯诗”问题首先是一个哲学层面上的问题。“纯诗”就意味着“为诗而诗”，“诗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其它目的”。“诗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人类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2](P75)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纯诗”对自身的界定并不必以散文为对立面，它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概念。这种“纯诗”强调“音乐性”，也是对音乐与“纯诗”在精神上的互通性的强调，而并不是将音乐作为诗歌艺术表现的一种手法。 中国的“纯诗”理论则不尽相同，其根本概念与散文对立，是向散文索要一份诗歌的独立性，而音乐性的问题也被理解为诗歌艺术表现的一种手段，体现为韵律、格律等形而下的层面。因此，与西方“纯诗”理念的哲学含义相比，中国的“纯诗”观更多关注的是其美学层面，更关涉到语言、艺术效果、传达方式等方面。此外，中国的“纯诗”论者又综合了传统诗学的精神。“纯诗”理论为他们提供了一盏“探海灯”，它以其独特的角度和方式照亮了蕴藏丰富的传统诗学领域，让他们得以更明确地发掘出对新诗发展前景有价值的理论成份。于是，在对诗人哲学思想和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两方面的追索中，他们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了以“宇宙意识”为代表的哲学思想和对“兴”与“象征”范畴的讨论上。 此外，他们还在哲学思想方面，以“宇宙意识”概括诗人对自然界普遍规律的人性化和个性化的思考，以其既诗意葱茏又包罗万象的特征来协助和保证“纯诗”超越现实迈向真纯。梁宗岱与朱光潜都曾以孔子、屈原、陶渊明、陈子昂、李白、王维、李贺等许多诗人为例，不仅说明了“宇宙意识”的存在，同时一再印证“我国旧诗词中纯诗并不少”的判断。尤其对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梁宗岱赞其具有“大刀阔斧的开国气象”。他说：“古今中外底诗里有几首能令我们这么真切地感到宇宙底精神(world spirit)?有几首这么活跃地表现那对于永恒的迫切呼唤?我们从这寥寥廿二个字里是否便可以预感一个中国，不，世界诗史上空前绝后的光荣时代之将临，正如数里外的涛声预告一个烟波浩渺的奇观?”[3] 其次，在“纯诗”的艺术表现手法上。西方的纯诗理论主要强调在音乐性方面对诗歌的“提纯”，而中国诗人们则更强调的是诗歌针对散文而言的独立性问题。以寻找诗歌的独立性、划分诗与散文的界限、树立诗歌独特的审美原则为目的，在内容与形式关系、语言文字、表达对象、传达方式等各个方面提出规定，规定诗歌应具有的独特特征和性质，也就是在实践中帮助诗歌寻找自我，寻找诗歌自律的原则，以摆脱散文化的倾向。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在传统诗学中找到了“兴”与“象征”的对应。梁宗岱引《文心雕龙》中对“兴”的解释——“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义”，并解释说：“所谓‘微’，便是两物之间微妙的关系。表面看来，两者似乎不相联属，实则是一而二，二而一。象征底微妙，‘依微拟义’这几个字颇能道出。”[4](P63)朱光潜则是以“情景的契合”来对应象征，认为“《诗经》中比兴两类就有意要拿意象来象征情趣”，“情趣与意象融化得恰到好处，这是达到最高理想的艺术”[5](P56-71)。他还综合比较了中国传统诗歌和西方“纯诗”的异同：“李义山和许多晚唐诗人的作品在技巧上很类似西方的象征主义，都是选择几个很精妙的意象出来，以唤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6](P409)显然，在两种诗学中寻得对应联系，不仅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国诗人接受和理解“纯诗”理论的作用，同时，也令传统诗学中的某些范畴具有了更现代更明晰的理论含义。原本为纯粹西方诗学理论范畴的“纯诗”观念，就这样被注入了大量中国传统与现实的诗学精神内容。 诗人和诗论家们十几年的探索和实践，“纯诗”在综合发展的方向上已经取得了相当重要的经验，但是，应该说，在40年代以前，这些理论还远不够完善，甚至可以说还存在着比较重要的缺陷。首先，真正独立的“纯诗”美学观念还没有建立，尤其是在可以操作的实践层面上，上述诗歌理论还表现出明显的欠缺，可以说基本上还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正因为如此，在二三十年代，诗歌创作界的“纯诗”作品还非常少见，即使有，与理论的差别也很大，双方不具备相互印证和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