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4)01-0111-05 1917年，在留学美国7年博士毕业，即将离开纽约返回祖国之前，胡适在其《留学日记》中写下了最后一笔： 吾数月以来，但安排归去后之建设事业，以为破坏事业已粗粗就绪，可不须吾与闻矣。何意日来国中警电纷至，南北之分争已成事实，时势似不许我归来作建设事。[1](P350) 这段话不仅十分明确地表达出胡适归国前的心声，而且对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群体而言颇具象征性。它的意义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告诉人们，作为一名就要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他们最大心愿或者说最强烈的渴望在于祖国的建设事业，然而通过种种渠道他们又往往预感到事情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其二，这段话清晰地使用了建设和破坏两个中心词汇，可谓提纲挈领，极有意味。纵观现代文学史，这两个普通的汉语词汇几乎维系和概括了胡适及其一代人的人生和事业，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和总结这段历史时，所关注的大多是他们破坏、摧毁和激烈的一面，而往往忽视了另外一面。我们以为，后者也许更为重要，更有价值，因为从本质上说，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无疑是文学史上成就卓著的建设的一代。 一、激烈的背后 提起“五四”前后具有留学背景的一代知识分子，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旗帜鲜明、声势浩大，对腐朽、黑暗以及作为其基础存在的封建文化传统毫不留情的摧枯拉朽般的强力破坏形象，“文学革命”初期形形色色反对派的攻击也首先集中在这一点上。抛开那些谩骂式语言的情绪化成分不论，这些反对者对新文学和新文学缔造者的总体感觉，应该说还是极为敏感和准确的。从鸦片战争以后每况愈下的国运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在过去习以为常的传统文化秩序中，存在着极为严重地压抑生机和活力的有害成份。而不同程度的留学经历和国外生活，又使他们在与西方文明的对比和体味中深深认识到这种固有秩序的欠缺、荒谬和不合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动摇、改变、颠覆乃至彻底摧毁这“古已有之”的传统文化秩序。从严复三番五次关于“牛体安能为马用乎”的种种疑问，中间经过辛亥革命曲折翻覆的惨痛教训，陈独秀得出明确的结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2](社会思想卷P38)他们决然地反对以任何形式、任何面目出现的“调和迁就”，这一切标志着时代的思潮已经越过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中体西用”的坚固壁垒，而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开始了一个“西学批判中学”的“五四”时代。这是一个信心重建、价值重估的时代，是一个向一切“天经地义”的清规戒律挑战的时代，鲁迅在著名的《狂人日记》中借用狂人之口喊出了一句极具代表性的话，叫做：“从来如此，便对吗?”正因为如此，“五四”文化精英们从一开始就对传统文化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他们以对传统的激烈批评，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意识。诚然，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甚或在更深的心理层面上，并非不对传统特别是蕴涵于传统之中的积极因素有若干肯定，但是总体上说，他们处在“中/西”、“古/今”、“新/旧”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之中，基本上是把传统视为一个应予否定的整体。用鲁迅的话说：“我辈即使才力不及，不能创作，也该当学习；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3](P333)新文学的设计和创立，从一开始便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色彩和使命，它成为一代先驱者反抗全部旧秩序种种手段的实验地和突破口，深刻的怀疑，严峻的思考，悲愤的抗争，决然的破坏，综合构成了“五四”新文学内在的血脉和鲜明的特点。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明确地承认这一点，同时，也应该看到蕴涵于这一特点之中的更为复杂的因素，看到“激烈”背后的复杂存在。其一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我们以为，应当充分考虑当时的历史环境，考虑先驱者特殊的处境，考虑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口号，考虑到在中国改变传统的艰难。正如鲁迅等人多次强调的，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人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是不肯行的。我们以为，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作家之所以如此强调批判，强调破坏，与他们迫不及待地摆脱旧物，寻找出路，渴望迅速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新的历史时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开辟是目的，破坏只是手段，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要服从目的。有些时候为了达到目的不得不硬着头皮这样做，甚至不惜把话说绝，比如鲁迅在《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中所说的“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再一点就是要特别注意破坏与建设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要善于体察蕴涵于破坏之中的建设因素。为了更为清晰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胡适曾将《新青年》同仁的文化言论概括为一句话，叫作：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概括无疑包含着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其一是彻底地颠覆和批判，其二则应是努力地吸收和建设，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促使中国文化和文学发生深刻的变革，从而获得长足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五四”一代先驱者共同的追求和方向，对他们而言，破坏和建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辩证统一的两个部分：破坏和反传统“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建设则是引进、吸收和新生；建设需要对旧的基础进行彻底地清理，而破坏则是为了下一步更好地建设。哲学家贺麟在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曾着意指出，这一运动表面上是打倒孔家店，实际上是清除了儒家思想中僵化腐朽的东西，为儒家思想的新发展，即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学术思想的有机结合开辟了道路。鲁迅曾尖锐地批判过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寇盗式的破坏”和“奴才式的破坏”，他说这类破坏的“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他真诚地呼唤尼采式的先觉的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3](P192-194)我们以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自身就是这样一批在理想光辉照耀下的破坏者，在他们激烈的文化批判背后分明洋溢着强烈的建设意识。 二、旗帜和实践 这种建设意识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口号和旗帜上。翻检历史，我们常常感叹于海外归来的一代学子对建设的钟情和执著。当他们陆续返回祖国，开始诸项文化事业的开创和谋划时，不仅身体力行，大声疾呼，并且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深深地影响了周围的许多人，特别是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当时身为北大学生的傅斯年就是其中积极的一员，他曾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发表《文学革新申义》一文，指出：“今后但当从建设方面有所抒写。至于破坏以往，已成定论，不待烦言矣。”话中的意思与胡适的日记一脉相承。我们认为，在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中，胡、傅等人表现出来的这种建设倾向、流变以及历史发展轨迹，值得高度重视。而且细读这些先驱者的言论，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的主张都非常注意平衡破坏和建设的关系。作为“青春五四”的一个重要特征，新文学先驱者们往往是真诚、直率，甚至是无所顾忌的，“要”什么“不要”什么，“打倒”什么“建立”什么，“反对”什么“拥护”什么，往往旗帜鲜明，清楚明了。最有代表性的是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当中提出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在现实中无疑都是有所指的，但什么是与之相对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陈独秀却语焉不详，大概此时他自己也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把它们当做理想中的文学模式提出来，作者的用意却是很明显的，他要强调的是我们不止是要推倒旧的文学，也就是说不止是要破坏，推倒旧文学目的在于建设新文学。1919年，当人们对《新青年》的办刊倾向提出种种质疑和猛烈抨击时，陈独秀又特意撰写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这是一篇解释的说理的文字，其耐心和恳切在陈独秀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而著称的文章中是少见的。他用反复的言词告诉人们，之所以破坏，之所以激烈，是因为要拥护民主与科学，因为只有它们才能将中国从黑暗中救出。之所以要大力破坏黑暗腐朽的旧社会，是为了建设一个民主科学的新社会。为了突出自己的“建设意识”，陈独秀还一再强调“创造的精神”，他们相信，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完全可以在传统的废墟上创造出一种健康向上、充满希望的新型文明。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中国以往的历史尽管时间漫长，但概括起来无非是以下两种时代的交替：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以我们“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3](P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