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4)01-0104-05 20世纪中国市民文学其实大多是写市井的，写都市的很少，市民文学的杰作也大多是写市井的。这样说，或许说不通，市井不是都市的一部分吗?其实，在学术界、文学界乃至汉语的约定俗成的表达中，这两个词是有不同的所指的，是两个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概念。“市井”，一般是指下层市民生存居住的小街小巷小市，而“都市”一般是指大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所在。大城市有“市井”，如上海的弄堂，北京的胡同，武汉的花楼街、汉正街，长沙的黄泥街，“都市”的“市井”是“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有“市井”的城市或城镇并不都能称之为“都市”，在中国土地上星罗棋布的城市或城镇绝大部分不能称之为“都市”，“市井”是这些城市或城镇的构成主体。从20世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都市”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面，是现代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社会的桥头堡，是带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火车头，而“市井”虽然一头连着现代文明，一头连着传统文明，但它的脐带和本根还是连着中国的宗法农业文明，还是扎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上，根深蒂固，血脉相连。“都市”的“市井”对“都市”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但“都市”的主导方向还是由现代大工业和现代的市场经济为根本建构的现代文明所主宰，而那些以“市井”为构成主体的城市或城镇则以旧色为主，本质上还在一种农耕文明的局限之中。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农业大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在20世纪的上半叶，真正能称之为现代大都市的恐只有上海，从文化意义上说，它是中国那一历史时期具有现代品性的、受到西方现代文化影响较深的一个“孤岛”。鲁迅说中国“没有都会诗人”，首先当然是中国没有现代都会或现代都会群体。20世纪的中国市民文学大多是一种“市井文学”，写的是城市中的“乡村”，它新与旧杂陈，现代与传统交织，它“尚俗”的文化价值观念既受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影响，又夹杂有中国道家等文化传统的影响，还有古代市井文化形态的袭承。因而20世纪中国市民文学对市井人生、闾巷风俗的描写，既显示着“尚俗”的中国市民文化价值观的丰富而复杂的底蕴，又显示着它“蜕变的尴尬”之状态。 首先，20世纪中国市民文学对市井人生、闾巷风俗的描写，写出了这个世纪中国市民尤其是最广大的下层市民的质量，这个质量的底色有老的旧的灰色的一面，情调有病态的一面。 封建性是这些市民思想性格的最基本特征之一。首先，他们顽固地保持着封建宗法的人伦关系，强调等级。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金粉世家》中的人伦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封建宗法的人伦关系。《啼笑因缘》中的沈凤喜的母亲和叔叔把她只是当做一棵摇钱树。《金粉世家》中金家的家长金铨是国家总理，他和他的妻儿们也倡导着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但他们的家庭实质上还是一个封建的王国。他自己娶着两个姨太太，他的儿子们一个个都是纨绔子弟。大儿子凤举背着家里娶妓女为妾，三儿子鹏振专门捧戏子，小儿子燕西怜香惜玉，拈花惹草，没有一天歇息过。而儿媳之间明争暗斗，相互挤兑，比《红楼梦》中的荣国府还厉害。“金粉世家”无疑是封建之家，它的大厦倒倾是势所必然。张爱玲的《金锁记》展示的这种封建人伦关系更为深刻。曹七巧先是被吃，后是吃人，这是封建的人伦关系必然带来的一种人伦现象。当七巧还是一个弱者，一个人下人，一个无权无势者的时候，她受尽欺凌、屈辱，任人摆布，而当她成为一个强者、一个人上人、一个有权有势者的时候，她比那些曾经欺压她的人还要专制，还要狠毒，把她的儿子、女儿当成了报复的对象，施虐的对象，亲手葬送了他们的幸福。老舍刻划的市民形象，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骆驼祥子》中的祥子由一个破产的农民进入市民的行列，他一直想过一种自食其力的生活，但市井社会并不允许他这样。“逃匪”欺负他，“侦探”欺负他，妻子虎妞也欺负她，而虎妞的父亲、车厂老板刘四爷一心想把祥子变成依附他的奴仆，祥子想挣脱这种关系，但越陷越深而不得自拔。 80年代的市民文学描写着的新的时代中中国市民、尤其是下层市民的人伦关系仍然带着很浓的封建色彩。方方的《风景》展示的那个家庭是一个令人恐怖的专制王国，父亲是一个为所欲为的专制魔王。他可以随意地打骂妻子和孩子，把打骂妻子和孩子作为他的人生快乐。在这个王国里，他的一切别人都必须接受，他的意志不允许有任何违背。父亲在这个住着十余口人的13平方米房子里，是从不考虑别人的存在的，是从不会顾及到别人的意志的。《废都》中的庄之蝶与那些女人们的关系实质上也还是那种封建的“妻妾成群”的关系。庄之蝶的血液中遗留着封建社会那些风流才子的基因，诸如元稹、李煜、柳永、关汉卿、李渔等，他成为这一家族的末代子孙。而投怀送抱于庄之蝶的那些女性们，也一个个缺乏自主的意识。如唐宛儿心目中的幸福就是依附，她要依附于庄之蝶这样的大名人，才可能得到虚荣和利益。所以她注重修饰姿容，善解人意，都是为了取悦于庄之蝶，她甚至暗中怂恿庄之蝶去占有别的女性。因此庄之蝶没有越出封建士大夫的局囿，唐宛儿也没有跳出“妾”的阴影。再扩而开之，世纪末的“官场小说”展现的“官场”的人伦关系也是封建宗法性人伦关系的延伸。如《国画》中的朱怀镜对待比他职位高的领导，挖空心思去迎合取悦贿赂，比自己的生身父母还“孝顺”十倍。中国的权力部门，都是一种金字塔式的人伦秩序，最高长官就如一家之长，下面层层叠叠都是一种依附关系。在张欣的小说中，虽然商品经济使人伦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变，从传统的根基上移位很多，但在强调生存意识的同时也强调平等意识的人物在她的小说世界中是极少的。张欣的人物世界中很难碰上一个尊重关怀人的人，尤其是成功者，更缺乏平等的意识。丈夫成功了就不尊重妻子，妻子成功了就更加不尊重丈夫。《伴你到黎明》中的安纳是一个美人，而她的丈夫梁剑平不会挣钱，安纳就十分瞧不起他，称他“整个一个炕头上的丈夫”。《爱又如何》中可馨对丈夫沈伟也一样看不顺眼，也不断挤兑他，妻子成功了，丈夫的日子更难过，更有被“休”的危险。中国市民的质量首先在人伦关系上表现出来，从这一点可以衡量出中国市民的现代化程度，也可以看到中国市民世俗化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