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越来越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其现状不仅让人失望，而且是真正的堪忧。这使80年代更加成为一个值得怀念的批评的黄金时代。与今天比较，80年代的批评家既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同时又在整体上形成了有影响力的群体性格局。80年代的文学以及文学批评也几乎承担了那个时代全部的思想启蒙的功能，80年代的文学理想就是社会理想，文学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得天独厚的文学批评也因此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影响。而9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学批评都令人有强烈的危机感。当今的文学的危机在于，文学已经渐渐丧失了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力和言说的能力。而文学批评则不仅丧失了应对社会和时代问题的能力，而且同时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和批判功能。90年代以来的批评界已日渐堕落为名利场，匮缺的就是最基本的批评品格。而这种批评的基本品格的丧失才是今天的文学批评界所遭遇的最大的危机。 90年代以来的批评家可以说分化为四种类型。其中有三种帮闲：一是权利的帮闲。二是商人的帮闲。我90年代中期曾经在半年时间内参加过几次讨论会，都是有钱的商人出书，然后找一批学校和研究机构里的学者和批评家去鼓吹，最有钱的大款甚至为你解决往返机票，在风景胜地开会。但是因此他只听好话，你要是对他的大作提点意见，他就跟你急。三是朋友的帮闲，批评家为自己的作家朋友鼓吹，或为自己的同行朋友鼓吹，两者互相需要，互为依存。这是90年代以来批评界最致命的风气。批评家学院化是90年代最显著的现象之一，一方面学院收编了一批批评家，另一方面则是大学体制自身生产了更大一批更年轻的批评家，结果是批评家体制化，写文章是为了评职称，申报课题，完成工作量，拿津贴和经费，结果制造了产量空前的文学垃圾，完全丧失了批评的本义。90年代文学批评溃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就是批评家的体制化和学院化。以上就是三种帮闲。当然一身兼任三职的帮闲批评家亦有之。第四种类型是一部分以自由职业者自居的批评家的问世，这里面当然不乏出色的精英，但是更多的所谓自由职业者的批评家，其实是为市场写作，是为了饭碗和声名写作，为了饭碗和声名有的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因此往往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四处谩骂，八面出击，所以90年代以来的文坛充满杀伐之声，但是并没有体现文学批评的批判性功能，反而败坏了批评的名声，不少本来十分优秀的批评家因此反以批评为耻，不再写批评文章。 这就是今天的文学批评的现实。四种批评家的分化使批评与其真正的宗旨渐行渐远，其最根本的原因正在于批评家批评立场的丧失，演变为一批职业帮闲者，最终则是与社会关怀的根本疏离。从帮闲者中是产生不出真正的社会批判者的。因此，我们不仅要反思文学创作的现实，同时更需要对批评界自身进行批评与省察，对批评家放弃批评立场的社会根源进行清理与反思。 批评的危机与商品化时代的新的社会现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当今的时代，商品逻辑无孔不入，并导致了裹挟一切的利益逻辑和利益驱动，文学界与批评界自然也无法幸免。不是所有的批评家在今天都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抗拒权力与金钱的威逼和诱惑。恰恰相反，权力与金钱威逼和诱惑的结果是批评家与权力、金钱合谋的趋势愈演愈烈。这种批评家与权力、金钱的合谋正是批评界新的现实。此外，批评界遭遇的还有另一种同样值得警惕的现实：大众传媒对批评家的诱惑。它对批评家许诺的是另一种也许更难以抵御的诱惑——声名的诱惑。有相当一部分批评家努力地抵制着金钱与权力，但却在大众传媒面前自觉或不自觉地缴了械，同样丧失了独立的批评立场。 在今天，重新回顾鲁迅的批评观念应该是不无启迪的。鲁迅当年深深感到文坛“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他创办《莽原》，也正是“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鲁迅所期待的新的批评者的出现，或许就是批评界的希望之所在。而“撕假面”也同样构成了批评的当务之急。这种假面，正是批评家与金钱、权力合谋的假面，是高雅的学院姿态背后流俗的假面。在今天的历史情境与文学情境中，我们所需要的仍旧是鲁迅当年所大力倡导的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