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一个对现实最顽固麻木的人，在今天发生的巨大变化面前，也顽固不起，也不能不识时务，而调整自己的生活态度和观念，以应对这种现实。世俗生活是这样，思想生活也不能不这样，没什么特殊性。因此，文学批评面对新的现实，不是该不该应对的问题，而是选择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方式去应对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讨论批评和现实的关系，我们应该在这地方下功夫，看看这里到底有多少选择，到底有多少可能。 说起文学批评对今天现实可能做的反应，当然不能定于一，也很难说哪种反应和应对就最正确。但是，我以为在反应和应对之前，先对所谓新的现实做些研究和讨论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弄清楚这新现实到底新在哪儿?这并不容易，因为当代理论研究和讨论这问题的很多，众声喧闹，嘈嘈杂杂，互不相让，各有新说，谁都认为自己的分析最有理，最正确。问题是，文学批评——这里说的当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能不能直接、简单地以这些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做自己的批评的基础或前提?我以为不能。首先，这些理论大多产自国外，无论有多么显赫的出身，舶来的东西能否确切解释中国的现实是很可疑的，在西方中心论已经普遍遭到怀疑和批评的今天，尤其如此。还有，究竟哪一种理论解释与文学批评有亲和性，适于成为批评的理论资源，也得谨慎。例如，当前有些批评直接援引经济学理论，把文学生产等同于商品生产，把文学作品等同于一般商品，把读者的阅读等同于文化消费，并由此把文学批评等同于广告宣传，这就很成问题，如果这样的批评取得统治地位(不是没有可能)，那肯定会在文学土地上发生百年不遇乃至千年不遇的大旱，不仅文学批评，还会有文学本身，都会在烈日下灭绝。人们在寻觅文学的时候，将面对一片荒原。当然，这么说的意思并不是完全否认文学和经济的关系。文学当然和经济生产有密切关系，也不是说经济学的概念完全不能进入文学理论和批评(马什雷提出的“文学生产”的概念就很有用)，关键是，不仅经济学，任何一种知识都不能直接为文学批评提供立场、态度和方法。我的意见是，文学批评今天想要对“新现实”做出积极的反应，它还需要有自己的对现实的理论解释，还需要有它自己的理论问题，虽然这样做并不排除它还必须向其他理论和知识领域借东西或是偷东西。 那么，什么是文学批评应该特别加以注意，不但借以形成它自己对现实的独有的关注，并且形成独特的理论解释的问题呢?这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许多可能。不过，我认为当前全世界普遍为之不安的危机问题，极可能是这类问题之一，而且或许是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说起危机来，因为被人说得太多了，似乎不能算是个新问题，有人会怀疑，以这个问题作为解释和分析“新现实”的突破口是否合适。的确，自现代性和以现代化为进步标志的历史出现以来，对人类面临危机的担忧以及相关的理论思考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很少有生活在这一段历史里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不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并且提出自己的危机理论(如果对马克思、韦伯、尼采、列宁、斯宾格勒、马尔库斯、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亨廷顿等人的危机说法做比较，研究分析其中的差别，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危机话语史——也许应该奇怪的倒是，现代文明的危机研究直到目前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现在，世纪之交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这一局面似乎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它们不但反映了现代人面对的危机的深刻性，也反映了危机的总体性，危机不再是局部的，地区性的，因制度或国家性质而异的，或者是阶段性的。这些事件之一，就是人体炸弹的出现，以及人体炸弹已经成为当代战争中的常规性武器，成为现代战争的一种形式。也许有人会说，人体炸弹毕竟是局部地区的局部现象，不足以说明人类的普遍危机，但二战中以种族灭绝为目的的集中营的出现，也是局部的，不是普遍现象，它却被公认是现代文明危机的一个象征。在我看来，人体炸弹成为一种现代战争形式，更是一个象征。它比种族灭绝、集中营更为集中反映了现代危机演化到今天，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文化危机、道德危机，危机的方方面面都已经被人说了很多，不过它们还没有被联系起来形成危机的总体性的结构分析，而今天我们面临的危机正是总体性的、结构性的。在这方面，各个知识学科和理论领域都可以做很多事，也各自有它们的长处，我却以为文学批评，尤其是针对当代文学的文学批评可以做得更多更好。因为被严格细分为许多学科的理论研究总会受制于学科的界限，从总体性的立场去认识危机反而会有种种局限和困难。文学批评不同，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文学于人、于社会，无所不容，无所不包，文学批评也是这样。何况，当代的文学作品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讨论危机主题的文本实在是太多了，对这些文本做跨学科(这在今天的文学批评中已经有不少成功的实验)的批评和研究，文学批评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应该对认识人类的当代危机作出其他知识领域不能做出的贡献。 当然，文学批评要做这样的事，就必须对文学批评本身有新的认识，如果仍然只把“纯文学”当作批评对象，仍然坚持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内部批评”，那自然不可能把认识现代危机当作文学批评的一项大事来做。不过，面对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文学批评也到了该对自己的责任和功能进行一番反省和检讨的时候了。 《视界》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