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国家的一种共识。90年代，“现代化”转轨成为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全球化”和“现代化就是美国化”的思想，与美国“帝国”化的思路不期而遇，“与国际接轨”成为了一种取消了必要的视野的依附。“世界文学”本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或者一个固定的对象，而是一种恢宏雄浑的想象和无限的国际疆域。一方面，是一种批判性的国际视野，另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的一种现代性想象，是一种高度开放的自我想象。但90年代在“规范”的名义下，“全球化”成为了对于丰富性、复杂性、异质性、批判性、想象和探索性的排斥。 中国加入WTO，全球化来临。全球化是今天文学不可回避的处境，我们处于一个不断缩小、差异性日渐消失、越来越同质化的世界之中。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的经验越来越碎片化。这种经验的碎片化却并不意味着我们置身于一个真正多元化的世界之中，而是相反处于一个“历史终结”、日益贫乏的多样化的世界之中。我们正处于一种叙事能力不断崩溃和丧失的过程之中。在文学上，在我们将西方摩登文学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新小说”到“元小说”逐一仿制了之后，产生了一种疲倦和淘空的感觉。我们越来越必须面对匮乏，尤其是资源的匮乏的极度窘困。 市场化成为今天文学的另一重要处境。市场化既是反文学的，又在为文学拓展前所未有的空间。一方面，市场化对于文学产生了明显的控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市场化使某些有形或者无形的限制和束缚突然消失，就像以宇宙速度冲破了地球引力一样，市场化为文学释放了巨大的潜在空间。我们一方面既要看到市场对于文学的破坏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新的文学生长的可能性。 “文学的困境”、“纯文学的焦虑”成为了当下的热门话题，或者预言“纯文学”和“个人化写作”已经或者应该结束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也许“纯文学”和“个人化写作”还没有开始，或者说，结束的仅仅只是“纯文学”和“个人化写作”的潮流。 我们必须拒绝本质化的文学思维，也就是说拒绝任何一种狭窄的文学经验，用一种文学经验去代替或者涵盖文学的所有可能性。文学是一种不断打开和生成的历史可能性。对于文学前景的眺望，恰恰要求我们首先摧毁一切障碍、成见和固定的立场，将文学从一切过去的定义和评价标准中解放出来。“为艺术的艺术”和反文学的文学都是内涵于文学本身的规律，文学的政治性与疏离政治的文学同样构成了文学的生命。任何将文学经验狭窄化的要求都是反文学的。我们应该造成有活力的文学传统，全面开放我们的文学感觉。王尔德说，艺术是“谎言”。五四时期，通常在与科学的对立中来描述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是反“知识”的，是“常识”和“规律”的瓦解和破坏。 与世界的同质化、明晰化和“帝国化”构成悖论的是，20世纪结束，全世界都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正处于剧变的前夜，这个越来越小的世界越来越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了困惑，这种困惑目前还没有表现为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法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批判。这种困惑当然不是知识，而是意味着既成的知识和经验的逐步崩溃和失效。文学是最敏感的意识器官，是最鲜活的生命经验。文学与社会科学处于完全不同的位置和形态，文学是一种混沌初开、元气淋漓的生命意志，就像溶解黑暗的晨曦，就像正在啄破硬壳的鸡子。如果说社会科学是在灯火通明中严肃地结账的话；那么，文学则是一种血肉模糊的创世纪。 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现代”将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现代西方列强的入侵还使我们记忆起“五胡乱华”的历史场景，这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痛苦并且为外来来文化所进犯的时代，只不过一个是主动的接受，一个是被动的接受。这是两个绝处逢生的时代，这两个时代是如此的狭窄，又是如此的开阔，一方面是痛苦、腐烂的时代，另一方面正在孕育着新的文明高峰。这种历史的苦难必将以新的高度文明的成就作为救赎。我们都知道闻一多用《宫体诗的自赎》描述过前一段文学史的因缘，正是“没筋骨，没心肝的宫体诗”孕育出来了“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任何历史运动都不是一种单纯、单向的力量，历史充满了辩证法，我们可以借用闻一多的说法，现代西方文明的入侵也是一桩“积极的罪”。闻一多曾经鼓励我们要勇于接受。礼崩乐坏、沧海横流，与此同时，伦理化的中国文学获得了极大解放，尤其是宫体诗的罪魁祸首梁简文帝萧纲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定义：“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虽先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从而扩张了中国文学的传统。中国叙事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经西域传来的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现代西方文明的入侵，同样再一次有力地改造了中国人的心灵，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视野，革新了中国文学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