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兴衰“芙蓉镇” 1981年《当代》第1期，《芙蓉镇》发表，次年，该作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即便放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芙蓉镇》仍然是一部不错的小说，虽然只有薄薄十五万字，但在五届二十二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它丝毫不显得寒酸。 经历了文革极左文学“高大全”然而“生冷硬”美学风格的长期窒息，经历了文革后“伤痕文学”泛情然而粗糙的直白宣泄，《芙蓉镇》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中含喜、哭中作乐的整体美学品格，和它展开时充满浓郁湘南气息的民俗画卷让人耳目一新!主题上不违背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要求，艺术上充分显示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芙蓉镇》的大受欢迎顺理成章。 1986年，由著名导演谢晋执导的电影《芙蓉镇》问世，当年即连获国内“金鸡”、“百花”大奖和捷克、德国、法国等多个国际电影节奖项，至此，《芙蓉镇》的影响达到了顶峰。但此后，当人们提起《芙蓉镇》时，谈论的往往是谢晋和他执导的影片，而不是小说《芙蓉镇》和他的作者古华了。进入九十年代，这部曾轰动一时得到文学界公认的好小说如同《李自成》、《将军吟》、《黄河东流去》等其他获茅盾奖的作品一样，已经基本没有新读者了。这与另外一部获奖小说《平凡的世界》恰形成鲜明对比——《平凡的世界》艺术上朴实无华，却获得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上述两部作品命运的反差并不是什么难解释的问题。从表层内容看，《芙蓉镇》是一部历史题材的“政治批判剧”，有鲜明的时效性，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读者群的更新，它自然会失去轰动效应；从深层母题看，《芙蓉镇》重述的是“好人蒙冤”母题，这个文革年代的“公共体验”对新时期以后的大多数人来说，却难以引起太多共鸣；而从艺术上看，《芙蓉镇》是一部典型的文人小说，它不追求一个紧凑的环环相扣的故事，而力图通过对一组人物命运的描写，反映时代变迁。它与同时出现的汪曾祺的诗化民俗小说一样，文笔平和冲淡、节奏悠闲从容。这样的艺术风格，对于市场大潮中忙于消费文化快餐的新一代读者来说显得过于古典。而反观《平凡的世界》，尽管出场人物不少，但核心就是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故事线索非常明确。更重要的是，孙家两兄弟的故事暗合了“个人奋斗”“向上爬”的“灰姑娘”母题和爱情上的“青蛙王子与公主”母题，在今天这个鼓励个人奋斗，社会上到处都是挣扎着、奋斗着、渴望好命运的“灰姑娘”的时代，《平凡的世界》的久盛不衰，难道不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么? 二、民间：“现代性”隐蔽的对立面 《芙蓉镇》当年的成功大抵得益于两点：一是它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二是它语言上的地方特色，而当它被改编为电影时，一方面出于导演的个人理解，一方面也由于电影这种艺术样式与文学的不同，前者得到了强化，后者——它在语言上的魅力却无法得到体现。而当《芙蓉镇》的价值仅仅体现为政治批判意义时，一旦改革开放的“向前看”取代反思批判的“向后看”成为时代主旋律，它自然就淡出了历史舞台。《芙蓉镇》可谓“兴在政治批判，衰也在政治批判”。 但是，《芙蓉镇》是否真的已丧失了与当代社会的对话能力，只能作为新古董列身于中国文学博物馆?它的价值是否真的只是时效性的政治批判?重读《芙蓉镇》，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突破以往把《芙蓉镇》只视为政治批判剧的思维限制，应当把它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话语空间来理解——这个话语空间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涵盖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广阔层面的“现代性”研究话语，而一旦如此，这部“过时”的小说立刻就获得了崭新的当代意义：事实上，《芙蓉镇》讲述的是一个“现代性”试图对“民间”进行“同质化”改造，但最终失败的故事。它是一个现代性的寓言! 最近十年，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用现代性话语置换阶级分析话语。这种置换当然不是出于一种话语时髦，而是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无庸置疑，作为资本主义最彻底的批判者，当人们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划上等号时，马克思主义就表现为现代性的批判者。但是，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模式，由于现代性本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也就是说由于“反思”和“自我批判”这个现代性题中之义的存在，现代性事实上存在多元形态，其中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性之一种，是一种特殊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之所以这样说，还在于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建立在历史目的论和线性发展观基础上的“宏大叙事”，它在许多理论预设和思维方式上都是属于现代性的。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史，就是一个从“前现代”不断获取“现代性”而走向“现代”的过程，一个某种特定的现代性方案在中国扩张、实验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克服对象、作为“现代性”对立面而存在的始终是中华传统根深蒂固的“地方性”。在中国，整个20世纪的时代主题，都可以被约化为“现代性”对“地方性”的统治、驾驭、改造和同化。这个主题，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里，曾经“表现”和“被表述”为：党对群众的教育、改造和领导，先进的革命理论对自发反抗情绪的驾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