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4)01-0086-05 《铁木前传》作为孙犁的最后一部小说，在他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这部中篇小说不仅是十七年文学园地里少有的奇葩之一，也是我们研究孙犁内在思想的重要线索。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见仁见智，争论不休，冯健男先生在60年代曾撰文指出它的主题思想是表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1](P428)。滕云在1979年撰文认为这篇小说的主题是“献给养育了我们的乡土，献给在这片乡土上劳动生息的父老，献给艰难而又美好的童年，献给刚刚展布在乡间的社会主义晨曦，献给正在诞生和成长的一代新人，献给那些注定要在歧途上踟躇一阵子的人们，献给那负载着我们大家越过逆流礁石的阻碍驶向新岸的生活之船的歌”[2](P450)。还有人认为这篇小说的主题是“悲歌友情和人性”的[3](P458)，等等说法不一而足。为什么这篇不到五万字的小说能产生如此大的歧义，一方面说明时代文化语境的变化和发展，为小说提供了不同的读者，另一方面也在于这篇小说本身主题的多义性，使不同的读者(批评者)读出了自己的一部分，因而遮蔽了小说更深层次的复杂状况。实际上，这篇小说集中体现了孙犁内在思想价值上的深刻矛盾性，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深刻地理解这篇小说。近几年来，有些论者已经精彩地指出了这一点，比如杨联芬在《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这篇文章中，就富有启发地指出了孙犁思想中的矛盾性；张景超在《再释孙犁》一文中，也有类似表述。不过，他们在谈到《铁木前传》时，只是作为证明孙犁内在矛盾的例证，并没有做深入的艺术分析，而且还有贬抑这篇小说的明显倾向[4]。我觉得，恰恰是孙犁的内在矛盾性，成全了这篇小说，使这篇小说在艺术性上成为传世之作。 这篇小说在结构上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黎老乐和傅老刚的友情线；第二条线索是六儿、九儿和小满儿的爱情线；第三条线索则是四儿、九儿、锅灶等青年人的集体生活线。这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构成小说的有机整体。 第一条线索的故事在表层结构上体现的是孙犁对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认同，即“两个老朋友显然站在了不同的地位上。黎老东完全觉到了这一点，傅老刚很快也完全觉到了，这就是我们悲剧产生的根源。”在这里，孙犁演绎的仍然是“亲不亲阶级分”的时代主流话语。因而，它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由于建国初农村两极分化的现实，造成了铁木两个阶级兄弟的友谊破裂。但是，在深层结构中，体现的又是孙犁的一种什么思想呢?孙犁在谈到《铁木前传》的写作起因时说：“它的起因好像是由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5](P151)这里的关键词是“进城以后”，因此城市生活是作家的苦恼之源，它表明作家对城市生活的极端厌恶，正是这种厌恶才使孙犁自然要产生对农村生活特别是对童年生活的怀想。正如孙犁所说的：“这本书从表面上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他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5]这里所说的思想感情就是对城市生活的厌恶以及对童年生活的充满诗意的回忆。因此，在这篇小说之上便氤氲着浓郁的挥之不去的感伤情调和诗意抒情氛围，感伤和抒情成为这部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延续了孙犁小说固有的诗意抒情风格，成为孙犁小说具有永恒魅力的主要修辞手法之一。小说一开始就这样写道：“在人们的童年里，什么事物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一笔荡开，就与现实拉开了距离，把人们带进遥远的童年记忆里，由此便奠定了小说诗意的基调。小说的结尾用了独立的一章专门抒发童年生活的感慨：“童年啊，你的整个经历，毫无疑问，像航行在春水涨满的河流里的一只小船。回忆起来，人们的心情永远是畅快活泼的。然而，在你那鼓胀的白帆上，就没有经过风雨冲积的痕迹?或是你那昂奋前进的船头，就没有遇到过逆流礁石的阻碍吗?有关你的回忆，就像你的负载一样，有时是轻松的，有时也是沉重的啊!”这个结尾，有人认为是多余的败笔[4](P4)，这是因为没有看到小说整体诗意性抒情的结构特点，正是这个抒情性结尾，才使整篇小说首尾呼应，结构完整，很好地体现了作家厌恶城市、怀想乡村童年生活的价值取向。为什么孙犁进城以后会产生这样的价值取向，这和他长期的农村生活和在农村的革命斗争生活有关。农村生活特别是童年生活的无拘无束、活泼畅快以及人际关系中的淳朴、真诚、平等都与进城以后的等级地位形成对比。由此可见，厌恶城市、怀想乡村童年生活的价值取向的核心是对自由、真诚和平等的呼唤。在这里既体现了孙犁对五四时期自由平等思想的承接，又有传统文化中贵农贱商、为富不仁等观念的认同，同时又与主流文化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谋而合。因此，孙犁思想本身就是一个极端矛盾的统一体，任何简单的对他的取舍都是不当的。 第二条线索是孙犁用笔最著、也最能体现孙犁思想矛盾的一条线索。用杨联芬的话说就是在其中有两种叙述声音。这条线索中，六儿与九儿的感情其实算不上是爱情，那只是童年的两小无猜的童趣亲情，随着六儿的年龄的增大，美丽的满儿的到来，才真正唤醒了六儿的爱情。在这一线索中，六儿、满儿以及杨卯儿、黎大傻夫妇，还有跑车拉脚儿的黎七儿，都是作为落后分子来描写的。这一艺术处理正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赋予的声音。六儿身上的二流子灰败气、满儿的堕落气、杨卯儿的乖戾气、黎大傻老婆的刁蛮邪气，都是主流文化公认的不能接受的东西。有意思的是，作家无一例外地把这些落后人物都处理成“商人”：六儿不愿劳动，就做点花生仁之类的小买卖；杨卯儿是个小货郎；黎大傻夫妇开包子铺；黎七儿赶车拉脚儿。甚至连黎老东也在赶制大车准备加入黎七儿拉脚儿的行列，这个行列被四儿们说成是“走资本主义”。这一方面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指认，另一方面，我国传统中的重农抑商的观念是不是也在起作用?我们可以这样说，建国初期的这种对“资本主义”及其落后分子的指认，正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奇妙结合的产物。由此看来，孙犁对这一干人物的艺术处理，就不是不得不为的被动行为，而是真诚的主动的指认。 然而，孙犁思想价值上的矛盾在此暴露无疑。一方面，孙犁是一个具有儒家气质的传统文人，又是经过革命战火熏陶的革命文人，而传统与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归结为农民文化，正是农民文化使传统与革命具有了更多的契合点；另一方面，孙犁又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与价值早已成为他思想价值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意识的深处，对个性的崇尚和对人的尊重，也是孙犁的毕生追求。于是，他感觉到自己笔下的六儿、满儿、杨卯儿等落后人物，恰恰都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他们往往聪明伶俐能干，是农村中的能人。因此，孙犁对这些人物往往都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理解。在《铁木前传》中，作家除了对黎大傻的老婆表示出极大的厌恶之外，对其他落后人物，作家没有丑化，反倒生动地叙述了他们的可爱与不同于常人的个性特点。即便是杨卯儿这一次要人物，作家也把他写得异常生动。杨卯儿当货郎总是赔钱，原因“不是好吃懒做，也不是为非作歹，只是为了那么一股感情上的劲儿。”杨卯儿追逐自己喜欢的女人被打，其行为固然可笑，但也并不令人厌恶，甚至让人觉着他还透露出一股执著劲儿。对于六儿、满儿，作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六儿从小聪明伶俐，招人喜爱，不仅黎老东和傅老刚喜欢，实际上，作家所设置的“叙述的读者”也是喜欢的。六儿的聪明在于他的会玩儿，小时候，他带领着九儿捉松鼠、掏家雀儿，长大后又童趣不改，玩鸽子、放老鹰，其中充满着天真与不合常规的落拓不拘的个性，对此，孙犁并没有直接加以谴责，从整篇小说对童年的回忆氛围和对游戏细腻的描写来看，孙犁对此尚有欣赏的态度。六儿不愿意做一个地道的庄稼人，却选择了轻巧的小买卖生意，这是聪明人的选择；六儿也很乖巧孝顺，他时而盛一碗老豆腐给父亲和哥哥四儿的做法，并不完全是为了讨好。作品将四儿与六儿进行对比，作家通过黎老东对四儿和六儿的态度上，让人感到了两人的不同资质和性格。黎老东斥责四儿笨，使我们看到四儿正是那种老实巴交的农民，这种老实恰与六儿的聪明形成对比。从当时主流文化来看，老实是受到时代青睐的，而聪明则是一种时代的错误。正像王蒙笔下的梁有志、梁有德一样，他们不同的人生命运，正是时代文化的产物。时代需要老实人，这是集体主义的必然要求；而时代讨论聪明人，是因为聪明人往往个性强，容易产生个人主义。一句话，老实人听话，而聪明人有自己的头脑，因而是危险的。在《铁木前传》里，六儿并没有明显的劣迹，惟一让人诟病的就是他同满儿的关系。但作品里我们看不到六儿的丝毫游戏心态，反倒显得很真挚、很纯情。六儿迷上了满儿，小说写道：“六儿没事做，放一条板凳在炕沿儿下面，呆呆地望着她抽香烟。”可谓痴情之极。而满儿也不像在胡闹，当六儿说抓住了杨卯儿的鸽子挣了钱为满儿买棉袄时，满儿却认真地说：“我和你的交情并不在吃喝上面。”可见，两人的爱情是真挚的。不过，小说有时也会这样写：“六儿就黑夜白日地在这一家鬼混”。“鬼混”这一具有贬义倾向的话语，是当时主流文化的话语，它也表明了作家的内心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