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4)01-0063-03 今天的出版界已很少有人提起《红黑》与《人间》月刊，即使在一些大型图书馆里也难觅它们的踪迹。然而半个多世纪前的1929年，当它们在上海四马路上的书店出现时，却实实在在引起了读者抢购的风潮。《红黑》创刊号一星期内便卖掉1000册，还不断有北京、厦门、武昌的读者来信要求邮购。三个穷愁潦倒的文学青年：丁玲、胡也频、沈从文，抱着与资本家的出版机器一争高下的浪漫豪情，亮相出版界便首战告捷，真叫他们有点忘情了，胡也频手舞足蹈地说：“下期我们印它五千册!” 然而好景不长，刊物出到第3期便已险象环生，书店的钱收不回，借来的钱需要还利息，请来的工人见前景不妙早早的抽身离去。《人间》月刊出到第4期便不得不宣告终结，以便集中资金办《红黑》，然而到8月，《红黑》也难以为继，作家和诗人的浪漫豪情终敌不过残酷的现实。办刊的硝烟刚刚散尽，关于三人关系暧昧的传言不断见诸报刊，直至1980年代，海外的研究者仍不断追问这段历史，当时尚健在丁玲、沈从文便不得不通过多种渠道做出各自的解释。涉及刊物停办的原因则不但解释者语焉不详，研究者也是众说不一。本文尝试以丁玲的早期编辑活动为线索，通过对其背景和关系的考察，解读这一历史的必然结局。 一、丁玲、胡也频、沈从文1928年的南迁 1927年的中国社会政局动荡，变故迭起，蒋介石“清党”、“清共”的同时也加剧了对进步作家的迫害，随着中国革命低潮的到来，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落入了低潮。胡适远走欧美，鲁迅南下广州，留在北京的文人则分化严重，丁玲正是在这一苦闷的情势下开始了她的小说创作。 与北京的高压相对应，南方的上海已成为东方最大的都市，它不仅是中国当时的经济中心，而且也是动乱不已的中国一个繁荣的孤岛，尤其是帝国主义的租界为白色恐怖统治下的中国的革命作家提供了隐身之地。因此，不仅闻一多、饶孟侃、沈从文、胡也频、丁玲、冯雪峰等人离开北京南下上海，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徐志摩等都从不同的出发地来到了上海。“初时，他们各自寻一个寄身之所，悄悄生活下来，嗣后便在书店、咖啡馆悄悄相聚，一番邂逅重逢的喜悦，一阵别情离绪的感叹，交流了各自了解的信息，纵论时局起伏变化，本来潜伏于心的骚动愈加炽烈。于是，已经颇为沉寂的文坛，突然间热闹起来。”[1] 这时已经发表过《梦诃》、《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丁玲因与冯雪峰、胡也频的情感纽葛而跑到了杭州，随后而至的胡也频与她在杭州西湖住了三个月后共同赶赴文人的聚集地——上海。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回忆说：“一九二八年春天，我们都带着一种朦胧的希望到上海去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只能个人摸索着前进。还不得不把许多希望放在文章上。我们两人加上沈从文，就从事于杂志编辑和出版工作。把杂志和出版处都定名为‘红黑’，就是带着横竖要搞下去，怎么样也要搞下去的意思。”[2]沈从文比丁玲和胡也频早几月来到上海。关于沈从文的南迁，旷新年认为：“1928年沈从文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只有一个最简单又明确的原因，那就是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他无法离开出版界而生存下去。沈从文来只有一个普通的愿望，就是做一个‘文学工人’”。[3]这一点，凌宇在《沈从文传》中也说得很明白：“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出版业的盈虚消长也出现了变化，上海的新书业获得了发轫勃兴的机运，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沈从文在北京的去留，这时已分别出版过沈从文的《鸭子》和《蜜柑》的北新书局及新月书店，已先后迁往上海，有较多机会发表作品的《现代评论》也已离京南下；而原先在上海的《小说月报》，因叶圣陶负责编辑的缘故，沈从文的作品在上面获得了一席之地。”“北京原有的基础既已失去，上海又依稀闪露出谋生存，求发展的虹彩幻影”，于是沈从文毅然决然离京南行。 由此可知，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三人的南迁，既为大形势的趋动，也为个人谋生存的需要。再联系当时上海出版界的状况，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红黑》、《人间》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它举步维艰走向解体的历史必然。 二、“文学工场”的合与分 “文学工场”一说源于1930年代知识分子对五四时期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的反叛。李初梨在革命文学的倡导中提出了对于文学的重新定义的要求。他指出，“重新来定义‘文学’，不惟是可能，而且是必要。”他认为，“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所以文学的社会任务，在它的组织能力”。[4]1928年，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冯雪峰把他们一个流产的文学刊物称为“文学工场”。据此来考察红黑出版社短暂的历史，感觉它就是一个存活了，但不久即归于寂灭的小小的“文学工场”。与五四时期的同人刊物不同：“文学工场”是友谊的联合体，他们既无共同的纲领、主张，也无统一的意识形态指导。关于三人的思想状况，丁玲在《记胡也频》中写到：“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也频)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不象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既反对统治者(沈从文在年轻时代的确有过一些这种情绪)，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也频是一个坚定的人。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也没听到过的理论。”“他毫不隐藏他的思想，他写了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1]。沈从文又是怎样看待丁、胡两人思想的激进呢?“愁的是两人所知道中国的情形，还是那么少，那么窄。一份新的生活固然使两人雄强单纯，见得十分可爱，然而那份固执朦胧处，也就蕴蓄在生活态度中”，“两人的信仰惟建立于租界地内观听所及以及其它某方面难以置信的报告统计文件中，真使人为他发愁以外还稍微觉得可怜悯。……并非出于理智的抉择。不过由于过份相信革命的进展，为一束不可为据的军事报告与农工革命实力统计所迷惑，为‘明日光明’的憧憬所动摇，彻底的社会革命公式把它寻得稍稍糊涂罢了”。[5]这一思想的分歧为刊物的最终解散埋下了伏笔。而在当时三人均对出版界为商人把持对作者盘剥的情状不满，意欲办自己的刊物，摆脱这一受制于人的局面。正如丁玲后来所说，出版《红黑》，是“几个又穷又傻的人，不愿受利欲薰心的商人的侮辱、节衣缩食想要改造这种唯利是图的社会所进行的共同的冒险”[6]在沈从文看来，它是三个文学青年在社会压迫的困境中，实证生命价值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