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3)06-0073-06 第三节 香港批判：意识形态“询唤”的落空 1945、1946年对胡风的缺席批判到了1948年就完全变成了指名道姓的公开批判。对于这一批判方式和批判时机的选择，国统区的读者，尤其是胡风的朋友们都普遍产生了不解：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似乎是专门办一本《大众文艺丛刊》这样的刊物来全力批判胡风思想，这岂不是在进步文化与思想界自造混乱吗?但从进行意识形态询唤工作的人看来，通过对不同思想的批判来达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统一，正是“在光明与黑暗进行殊死搏斗、在新中国艰难诞生的前夜”所进行的必要“催生”工作。[22]这是在历史重要转折关头为即将诞生的新政权精心准备一份献礼。对胡风及其朋友们来说，历史时空转换意识的淡薄对他们即将面临的命运而言将会证明是致命的。胡风及其朋友没有注意到，就在《讲话》原文中，毛泽东这样阐释在中国这同一块土地上同时存在的两个地区所具有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内涵：“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不仅如此，在《讲话》产生的1942年，毛泽东就已经十分确信地预言：“‘大后方’也是要变的”，“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并指出这是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的“一个根本问题”。[20](P804-835)在1948年及其以后的批判中，不止一个批判者强调指出了胡风等人在这一点上所犯的严重意识形态性的错误。对此表达得最清楚的莫过于何其芳。在《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一文中，何其芳这样概括胡风问题的严重性质：“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分不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革命文艺界，本来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胡风同志的错误的严重性在于他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并不用它来检查和改造自己的思想，仍然积极地宣传他那些错误观点，用它们和革命文艺的新方向对抗。这样，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实际上就成为一个革命文艺界内部的反对派了”。[23]林默涵在他那篇与何其芳的文章几乎前后发表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里也明确限定：“我们的批判，打算着重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的胡风的文艺理论”。[24] 一 意识形态询唤的发出与示范 对于香港批判者而言，1948年这一“天地玄黄”的时间节点在无形中就为《讲话》增加了一重意识形态的必要性。众所周知，《讲话》的中心议题就是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它实际上就是对萌芽、形成于“民族形式问题”讨论期间的“大众化”方向的确认。如果说，“大众化”之所以在“民族形式问题”讨论期间成为主流，主要还出于动员群众参加抗日的短期功利效果考虑，带有更多通权达变的色彩的话，那么到了全国解放的前夕，文艺的“大众化”方向又自然增添了一项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关键功能。在美国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所概括的意识形态七种模式中，“领导权或阶级合法化”模式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所谓合法化或领导权，是指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合法化或确立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这一功能完全来自于统治阶级的现实需要，即“没有任何一个统治阶级能够永远依靠暴力来维护其统治，虽然暴力在社会危机和动乱时刻完全是必须的。恰恰相反，统治阶级必须依靠人们某种形式的赞同，起码是某种形式的被动接受，因此庞大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就是去说服人们相信社会生活应该”如其所示。[25](P261-262)1948年是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新的人民政权的建立已是指日可待的一年。既然设计中的新中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国家主体，那么，作为全新统治意识形态载体的文学确立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是题中应有之义。随着合法化这一意识形态功能的凸显，文艺“大众化”自“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以来所获得的主流地位越发巩固为强势话语，而据有了无可撼动的地位。胡风思想中所包含的文艺现代化取向进一步被强势话语所排挤、延搁，其价值注定要等到意识形态解码时代才可能被重新认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创刊号的标题取名为“文艺的新方向”，自是大有深意。同辑发表的邵荃麟执笔的“本刊同人”《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除了如副标题所提示的，对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做了一定的“检讨”，对包括胡风文艺理论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做了“批判”以外，同时也特别指出了文艺发展“今后的方向”。文中多处强调“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阶级斗争的时代”，“这是二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从而在时空大转换的前提下提出了包括性质、内容和创作方法在内的新民主主义文艺的系统要求。可以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以《讲话》文艺模式来改造、规范国统区文艺运动的一次明确努力，它是建国以后将要大规模启动的文艺一体化运动的局部预演(注：洪子诚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清晰地论述和展示了“五四”以后新文学的“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以及最终解体的过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对于从事国统区文艺运动的主体来说，这种改造和规范又具体采用了意识形态询唤的方式，即要求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转换思维方式，使自己的文艺活动一切以服从于社会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要求为最终旨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