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23X(2003)05-0010-07 第二节 “主观”论争：与《讲话》的不自觉冲撞 胡风重视和强调“主观”并不是自40年代始。“主观”问题之所以在40年代酿成争论，是因为“主观”从其时开始招致了批评。而批评的起因则是当时胡风与后来被称作“才子集团”的于潮(乔冠华)、陈家康、项黎诸人(注：具体经过参见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5月，页79-92页。另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韩文敏研究员考证，项黎即为胡绳。)为了响应延安整风，共同发起了重庆反教条主义运动。 一 反教条主义运动的思路 立足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的基点，“才子集团”诸人认为，教条主义最直观的突出表现莫过于，“科学的社会主义”“介绍到中国来已经有了廿年以上的历史了”，但“直到现在它还没有能完全变成我们自己的血肉，人们在最初把它当做一种教条翻来覆去的生吞活剥”。对此，他们提出：科学和民主思想“有它更深的基础”，即“一种承认旁人，把人当人，关心旁人的生活态度”。反对教条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化为自己的血肉，建立这种人道主义的生活态度才是“问题的关键”。[10](P625-627) 实际上，“才子集团”诸人是把这一思路进一步推广到了对整个新文化运动得失的反思。在他们的逻辑中，生活态度是继思想观点、现实立场之后，一种文化借以生根的第三层土壤。一种新的生活态度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亦即意味着与之对应的一种新文化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上打下了一个基础。从这样的逻辑推论，新文化的建立在根本上固然“有待于客观条件的改变”，有待于中国社会建立起新文化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社会基础，但如果承认主观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动性的话，那么从主观力量方面提出相应的要求也未始没有现实意义。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新文化的建立同时也要求“主观当事者的改变，新文化的建立者本身还是需要建立的”。[11](P681-682) 在主张将科学社会主义与新文化的思想渗透到生活日用的同时，出于同样的思路，他们也格外迫切地意识到旧传统的遗毒之不易根除。由此，他们进一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五四运动的任务没有完成”，“五四运动对旧文化所批判的未能尽致”。在他们看来，旧传统的遗毒对新文化建设的最大障碍仍然体现在生活态度层面，表现为“对于人民的命运的漠不关心”。出于对中国文化“没有人”或“非人”特点的痛切感受，他们对人道主义生活态度的提倡达到了大声疾呼、不遗余力的程度，从而又触及到了“和人民在一起”的时代课题。于潮还从他独特的运思路向出发提出了所谓生活的“三度”，即要求知识分子扩大生活的广度，加深生活的深度，加紧生活的密度，“用全副心肠去贴近”人民。[10](P624-629) 面对抗战相持时期大后方知识分子的广泛精神危机，“才子集团”像反对“客观条件决定一切的机械论的懒惰汉”一样，将精神上的停滞完全归因于客观环境，而在主张同时在主观条件上寻找原因，正视知识分子主观力量的脆弱。也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于潮最先提出了“到处都有生活”论。他认为，“从整个的历史发展看，民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恐怕是没有比在这一次抗战中和实际生活和人民大众结合在一起的更多机会了”，然而在每一个人都“多少实际生活过来的时候”，尽管许多人甚至亲自到过前线，人们依然在普遍发问“生活有什么意义?”面对这样的精神疲倦，他的回答斩钉截铁：“生活本身就是目的，到处都有生活，不管是前线和后方，当前问题的重心不在于生活在前方和后方，而是在生活态度”。[11](P663，P682-683) 在“才子集团”诸人的词典里，与“生活态度”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词汇还有这样一些：“感性生活”、“感觉”、“生命”和“生命力”等。 在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才子集团”诸人也触及到了一些十分敏感的话题，提出了一些相当尖锐的观点。这些观点主要包括项黎对“五四”以来新文艺的看法和评价、陈家康对“主观”概念物质性的强调，以及陈家康对革命出发点问题的论述。 项黎完全不同意对新文艺非民族的指责。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假如“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的话”，那么一方面我们完全有权宣称我们已有的二十多年的新文艺”相当反映了这一时代中国人民的呼吸，感情和生活，并且给民族的文化生活带来了一些新鲜的东西”，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如实地承认，“我们的新文艺新艺术，是太多的被旧的民族生活与艺术中的负号的遗产拖累着”。我们在艺术和生活上难以摆脱道家的超脱或儒家的功利的态度，就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痛苦还不是不民族的，而是太民族了”。[12](P691-698)有研究者指出，“才子集团”的思想启蒙运动是“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继续深化。[13](P75)从于潮、项黎等人对新文化发展走向的深切关注这一点来看，这一观点无疑具有一定的洞察力。如果说，胡风在“民族形式”讨论的当时坚持不妥协的反传统的立场就已经显得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话，那么在《讲话》发表以后，项黎仍然得出了与胡风类似的结论，就不免令我们这些后人产生几分惊心动魄之感。 在《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一文中，陈家康列数的唯“唯物的思想”论者的最大失误，就在于对“主观”一词的错误解释上。他们“将主观与思想混为一谈”，“把主观客观的差别”等同于“思想与实际的差别”，而很少有人明确指出主观和客观一样是“物质性的”。在陈家康看来，“主观与客观只是一个对立的名词”，“用来表示一类物质与别一类物质的关系而已”。如果说，人是一种主观的物质，那么相对于人而言，凡人以外的物质“都是客观的物质”。应该指出，陈家康对“主观”概念物质性的强调事实上已经接近了当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对同时包含了人的精神性与物质性生存的“存在”概念的理解，而超越了当时人们一般的唯物与唯心论的认识论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陈家康标举的是正确的主观概念，不如说他阐释的是强调从人的视角出发、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概念。陈家康诸人反复强调“把人当人”，“把人当物质”，言下之意就是要反对“把人当思想”，而忽视思想主体的实际存在，仅仅把人当作抽象推理的概念和工具的做法。
